《战国无双4 DX》织田之章第三话六条合战任务路线详解

织田信长与曹操，一个是日本战国时代称霸畿内风云一时的大名，一个是三国时代割据中国北方的魏王，他们两人虽然相距千年，远隔千山万水，但是两人身上却有许许多多极其相似的地方，这也许就决定了两人在历史上既被后人誉为“能臣”，又被许多人斥为“奸雄”吧。
两人都崛起于乱世。织田信长崛起于“应仁之乱”后的日本战国时代，当时室町幕府式微，新兴的战国大名互相混战。信长从“桶狭间之战”一战成名，后来东征西讨，在本能寺之变之前基本统一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日本中部，这为后来丰臣秀吉最终统一日本和江户幕府三百年和平时代的开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曹操崛起于动荡不安的东汉末年，外戚宦官相继专权，皇帝形同虚设，各地军阀崛起，曹操靠镇压黄巾军起义，逐渐成长为称霸一方的诸侯。虽然许邵说曹操“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晋·孙盛《异同杂语》），但如果没有东汉末年的乱世，曹操在太平盛世可能也很难达到他在历史上的成就吧。与织田信长类似，曹操统一中国北方为后来晋朝的建立、司马炎统一中国以及接下来文化繁荣的三百年建立了良好基础。织田信长和曹孟德的野心（或者说抱负）都很大，以统一全国、结束乱世为毕生奋斗目标，而且也可以说乱世是在他们手上走向终结的。可惜天妒英才，明智光秀在织田信长派军团四处征讨时发动本能寺之变，一代霸王最终葬身于本能寺的熊熊烈火之中；而曹操在后期接连遭到赤壁之战以及关中之战的失败，再也无力大规模讨伐东吴和西蜀，最终在魏王的位置上病逝，也没有亲眼见证中国的再度统一。
织田信长和曹操善于发现人才，唯才是举，周围聚集了一大批睿智的文臣和勇猛的武将。织田信长手下的著名将领有柴田胜家、丹羽长秀、细川藤孝、羽柴秀吉、九鬼嘉隆、德川家康等等，不一而足，其中丰臣秀吉最终统一日本，结束了战国时代，而德川家康最终开创了江户幕府，使日本进入了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发展阶段。对于用人，织田信长从不看重门第，敢于不拘一格地提拔有能力的浪人、下级武士，比如出身卑微的羽柴秀吉、来自近江甲贺忍者世家的浪人泷川一益；同时织田信长对降将采取用人不疑的原则，比如斋藤家降将稻叶一铁、从足利义昭手下过来的明智光秀等等，都成为了织田信长手下的大将。而对于无能或者失去利用价值的臣下，即便是重臣，也毫不留情地加以放逐。比如天正八年（公元1580年）由于佐久间信盛长期作战不力，信长将其父子放逐至高野山为僧，其后又以同样的原因将林秀贞、安藤守就父子、丹羽氏胜等重臣相继放逐。信长的这种无情的举动使家臣们始终保持向上的动力，人人争功，不敢有丝毫松懈，但同时很大的伤害了家臣的感情，这为后来明智光秀的叛变买下了伏笔。再看曹孟德，其手下也是智将和武将如云，拥有三国中最富足的人才库。曹操手下的著名将领有郭嘉、张辽、荀彧、许褚、典韦、司马懿、夏侯敦等等，也是数不胜数，司马氏一族最后取代曹氏子孙，登上皇帝位，最终完成了中国的统一。曹操求贤若渴，而且不拘一格用人才，建安年间在曹操连续发布的三道求贤令当中，明确表示，即便不忠不孝但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统统在荐举之列。曹操还从士卒当中提拔武将，如乐进、于禁等，原来都是普通士兵。同时曹操也大胆采用降将，其手下的著名降将有原先吕布手下的张辽、原先袁绍手下的陈琳等，甚至还有杀了曹操长子曹昂和长侄曹建德的张绣（张绣归附曹操后被封为扬武将军，后随曹操征战，立下不少战功）。织田信长和曹孟德极其相似的一点是，对于没有用的人马上弃之不用，不过信长往往选择放逐，而曹操对于不合己意的人往往将其杀死，比如荀彧忠于汉室，反对曹操称帝，曹操迫使其饮药自杀。事实上，乱世要求用人采取实用主义的原则。在诸侯割据的时代，兵少了可以在招募，钱粮少了可以再收，但唯独人才难得。而如果家臣长时间没有贡献的话，不仅空耗俸禄，而且会给下级一个坏榜样，这在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乱世是十分危险的。
作为一代霸主，信长和曹操都有其残忍的一面。天正二年（公元1574年）正月，织田信长手下的各军团将领和各方大名齐集岐阜城，举行盛大的酒宴共贺新春。酒宴接近尾声的时候，信长命人端上了三个酒盏，要大家用这三个酒盏喝酒，可是大家万万没有想到，这三个酒盏竟然是用朝仓义景、浅井久政和浅井长政三人的头盖骨做成的，席上信长逼明智光秀含泪用前主公朝仓义景的头盖骨喝下了一碗酒（不知这件事有没有影响到光秀日后的反叛）。在对抗宗教大名时，信长在作战胜利之后往往将寺庙一把火焚毁，比如火烧比睿山，因此佛教信徒对信长恨之入骨，把他称作“第六天魔王”（按照佛教的观点，整个世界分成欲界、色界和无色界，第六天他化自在天就位于欲界的顶部。人如果超越第六天 ，就能摆脱欲念束缚，走向成佛之路，但是住在第六天的魔王会阻碍人们脱离欲界）。天正六年（公元1578年）十月，摄津守护荒木村重掀起反旗，信长为逼荒木村重弃城投降，在尼崎城外残酷屠杀荒木村重的妻子、儿女和仆从，如此暴行在信长的一生中数不胜数，因此后世也有人将信长称为“暴君”。而在曹操戎马一生中，屠城现象屡有发生，如东汉初平四年（公元193年），曹操发兵攻打陶谦，陶败走郯城，曹操攻之不克，遂在徐州“坑杀男女数十万口于泗水，水为不流。”（《资治通鉴·卷第六十》）不过生于乱世的武将，要想获得成功，仅仅靠仁慈是不行的。仁慈是一把双刃剑，体恤部下，爱护部下，会让部下忠心耿耿，但过于仁慈会很快送掉自己的性命，乱世人人自危，为了飞黄腾达，四处不乏吕布、松永久秀这样阴险小人。为了震慑敌人，打击敌人，保存自己，一定的残暴是必需的，曹操和织田信长的无情和残忍也许正是他们崛起的原因。
织田信长和曹操都对文学艺术有极大的爱好。信长本人对于艺术，特别是茶道有很浓厚的兴趣，信长一生收集了大量珍贵的茶器，如松岛茶壶、三日月茶壶、万岁大海、归花水指、珠光茶碗等。信长不仅自己爱好茶道，还极力倡导茶道，如果部下作战胜利，信长常常以以茶器赏赐部下。如天正五年（公元1577年）十二月，羽柴秀吉攻克福原城，信长下令褒奖，赏给他著名茶器——乙御前之茶釜。此外信长还经常举办茶会。在信长（还有其后的丰臣秀吉以及德川家康）的努力下，茶道成了在日本贵族和平民当中都十分流行的艺术。至于曹操，毫无疑问，他是建安文学事实上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在文学上的贡献有目共睹。艺术作为信长和曹操休闲时的爱好，可以化去（至少一部分）在战场上作战时的杀气，使他们不至于太疯狂。
再来看看两人在对待宗教方面的相似点。日本战国时代的很多寺庙都拥有美女，并且娈童、口啖酒肉，这与佛教的教义是严重相悖的，而且这些寺庙的首领俨然成为了一方大名，参与到诸侯混战当中。信长反对宗教介入世俗事务，因此对于这种宗教势力（如比睿山寺和石山本愿寺）都是竭力打击。而且信长本人并不相信任何鬼神之说，葡萄牙传教士弗洛伊斯（Luis Frois, 1532-1597）曾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在这个日本男人眼中毫无神明可言，他认为自己就是神……信长聚集全国的神像与佛像，他的目的并不是要崇拜这些偶像，而是要这些神佛崇拜他。他认为自己才是神，在他上面根本没有创造万物的神！”信长只是从自身利益角度利用诸如天主教之类的势力，他之所以允许天主教传教是为了获得来自西方的武器、物资。我们再来看看曹操，曹操自身就是靠镇压黄巾军（道教的分支——太平教）起家的。初平二年（公元191年），曹操在镇压青州黄巾军过程中，收降卒三十余万，将其精锐编为“青州兵”，成为日后曹操军队的主力。曹操后来又深入四川，击溃另一支道教武装势力——张鲁领导的五斗米教。不过曹操不像信长那样藐视一切鬼神，他只是不信乱神。魏晋严厉禁止淫祀最初是由曹操开始实行的。曹操信神不笃，以当时的客观条件来看，已经难能可贵了。信长所处的16世纪日本，西方的科学文化已经通过传教士而传入了日本，而曹操是处于3世纪的人，在这一点上曹操无法做到像信长一样彻底的无神论是情有可原的。宗教至多只是一种带给人们以心理安慰的工具，但如果有人利用宗教鼓动民众那就十分危险了，因为宗教只会使人们陷入到非理性的狂热之中。从这点上看，信长和曹操采取的行动是英明的。
信长和曹操都十分注意发展经济。经济是立国之本，信长和曹操在其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中做出了一些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经济决策。曹操于建安九年（公元204年）发布《抑兼并令》，规定农民每亩交纳定额的租赋，而不是按比率缴纳租赋，这宣告了租调制代替两汉的租赋制的开始。从经济学上讲，曹操这项举措是以定额税代替了比率税，对促进生产有极大的作用。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而且这项政策也为晋朝所继承并加以完善。信长非常注重商业的发展。当时日本由于诸侯割据，道路残破，而且各种地方势力出于自身利益设立重重关卡，对过往商品抽取重税，城下町的商业也多被当地行会所垄断，非常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信长花很大精力修葺道路和桥梁，废除领地上的关卡，同时采取“乐市乐座”（免除城下町的市场税和商业税，废除座商人特权，废除“座”这种封建行会）制度，以打破行业垄断。他还铸造“大判”（一种货币），统一领内的货币。信长的这些政策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为后来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奠定了良好的后方支持。
织田信长和曹操都是我很欣赏的人物，他们身上有很多英雄的气质，也有暴君的色彩。不过乱世的结束需要一些敢做敢为的革命者。信长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曹操胸怀统一中国的大志离开了人世。不过他们的故事一直流传到了今天，也许还会永远的流传下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