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格玛理论：谍战》全国家特性一览

电影的综合性，还表现在它对科学技术的依赖。电影本身就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产物。众所周知，电影是在照相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诞生到发展，电影始终是一门与现代科学技术紧密结合的艺术。技术的进步，对于电影艺术的发展，对于电影语言的创新，甚至对于电影美学观念的演变，都有着不容忽视的重大影响。科学技术对电影的这种影响体现在各个方面。从胶片来看，爱迪生与卢米埃尔兄弟发明的最早的电影胶片，由于具有单色性（感光性能弱）、正色性（明暗对比强烈）、显微性（被摄物体轮廓清晰）等特点，直接影响到摄
影方式和画面的美学特征，决定了从1895年到1925年前后的故事片的美学倾向。直到1926年，柯达胶片公司研制成功一种新型胶片，这种胶片被称为“全色胶片”，比起过去的胶片来，这种“全色胶片”由白至黑的层次更加丰富，有光更加均匀，可以表达出演员表情上千变万化的细微差别，非常符合戏剧化电影美学的需要，为好莱坞戏剧化电影的繁荣做好了物质技术方面的准备。当然，声音的引入更加重要，它可以说是现代科学技术在电影史上的第一次大革命。早在默片时期，人什就深感电影无声的缺陷，为了说明剧情和剧中人物的对话，当时的影片不得不在镜头中间频频插入字幕。于是，有时就采用现场配音方式，包括现场真人配音、插入录音音响效果、乐队现场伴奏等方式，这种效果自然不能令人满意。虽然在本世纪底片、各种投影用的避器和高质量微型录音机等的产生，使得实景摄影、运动摄影成为可能。总而言之，电影从诞生到成长始终离不开现代科学技术。综观电影艺术发展史，无论是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从卢米埃尔的固定摄影到运动摄影，从摄影棚内的人工光源到实影拍摄，从定焦镜头到变焦镜头，从单声道到多声道，从低感片到高感片，从普通银幕到宽银幕、立体电影、球幕电影，乃至全息电影，没有一项不是依赖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可以说，随着现代科技革命的飞速进展，电影艺术也将有重大的变化与发展，我们很难设想下一个世纪的电影会是什么样子。艺术和科学的综合，正是影视艺术退异于其它艺术的鲜明美学特色。
电影的综合性更加集中地反映在美学层次上的综合，体现在再现性和表现性的统一，记实性和哲理性的统一，叙述因素和隐喻因素的统一。人类思维发展的本身，就经历过由原始综合到学科分析，再由学科分析进入全面综合的三大阶段。电影艺术由最初的综合——将电影的逼真性和戏剧的假定性综合利用，再进一步发展到电影和哲学。心理学的综合，形成电影的纪实化、哲理化、心理化等风格不同的审美趋势。随之而来的必定是，探求如何将以上三种不同的美学风格巧妙地加以综合化，形成更新的美学发展趋势。纵观世界各个电影生产大国进入叨年代以来出品的影片，实际上已经在美学追求上进行了新一轮综合化的探索和实践。1998年一举夺得十一项奥斯卡金像奖的影片《泰坦尼克号》，以其宏伟的气势和生动的故事赢得观众的青睐。如果要分析一下该部影片为什么会名利双收，可以说它的综合化审美追求是其最大的成功之处。综合化审美首先表现在文化艺术与科学真实高度统一。影片一开头，借助打捞“海洋之心”钻石这一故事情节的展开，编导用了相当长的记福对沉入海底的泰坦尼克号进行了扫描式的审视，它犹如一部科学纪录影片一般，对这艘巨轮的内外结构，以及沉没时船体怎样断裂，断裂在何处等问题进行了必要的考察和分析，它巧妙地把真正的科学纪录影片的某些美学因素引入到艺术片的拍场中，将文化艺术和科学原理“文理合一”地综合到一起。《泰坦尼克号》抓住了现代观众对科学真实美感的渴求，不惜成本，投入二亿五千万元巨资，拍摄了这部影片。综合化审美其次表现在哲理与诗情的统一。《泰坦尼克号》的沉船事件，对人们所引发的理性思考是相当多又复杂的。影片的编导注意到了这一主题复杂多久性的开掘，尤其是对于人们往往不尊重科学，盲目地沉溺于自信的弊病进行了深刻的揭示和批评：由于盲目自信不会沉没，船上必备的救生小艇意减少一半；由于盲目自信不会沉没，担任了望的船员竟然不带望远镜；由于盲目自信不会沉没，明明看到泰坦尼克号发出的求救信号，还以为是“闹着玩”……影片编导似乎有把泰坦尼克号比作人类生存空间象征的意思，提醒每一个善良的地球居民，“危险”随时都存在，过分的盲目自信只会导致自身的死亡。标坦尼克号》的编导还依照一般观众的审美情趣构思了一个“富家大爱上穷司、子”的浪漫爱情故事穿插手整部影片中，真正地做到了“寓教子乐门。即使没有得到“过于盲目自信将会导致失败”的哲理启示，享受一次“爱情故事”的熏陶也是值得的。虽然“永不沉没”的泰坦尼克号沉没了，但泰坦尼克号上的爱情是“永不沉没”的。当观众看到男主人毅杰克将生的希望让给女主角露丝，自己却沉入冰冷的海水，冷静地接受死亡，能不为之动容吗？又如《辛德勒的名单》，其明显的美学特征是纪实性，但它在刻画人物心理方面也同样达到很高的审美层次，无论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编导选择了许多有个性特征的细节、语言，进行细致入微的描述。同时，这部影片给予每个人的思想启迪也是很深的。
它不只是单纯揭露和控诉了法西斯纳粹在二战期间所犯的大屠杀滔天罪行，同时还深刻地分析了形成这一世界性大悲剧的历史渊源。影片中的法西斯军官阿蒙·戈特就曾说过这样的话：“六百年前，犹太人就是一场欧洲大瘟疫的罪魁祸首，是当时的波兰国王批准犹太人在这座克拉科夫城市定居下来的，来时他们一无所有，赤手空拳，可他们落下根后，在商业、科学、教育、艺术等方面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如今已是腰缠万贯，遍地开花……”他的这一说法正是希特勒上台执政以来大肆宣扬煽动清除犹太太，进行所谓种族净化的大日耳曼民族情
绪的自我暴注。这种民族净化思想，被希特勒用来挑起民族间的矛盾和仇恨，并已渗透到德国普通百姓的灵魂中。战争更使这些被扭曲了心灵丧失了起码的人性，从而导致了一场旨在灭绝犹太民族的惨绝人寰的民族大屠杀历史悲剧。影片的哲理性思考和分析，使《辛德勒的名单》超越了以往一般的反法西斯影片的主题意义，在艺术上达到了一个新的美学境界。
从整个世界范围来看，艺术教育日益受到重视，综合式艺术教育成为艺术教育的重要发展趋势，在此背景下，影视文化教育必然应当成为艺术教育的重要内容。
许多国家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艺术教育在中小学教育中的地位。如在法国，1987年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了《艺术教育法》，决定在今后十年里为艺术教育投资19亿法郎，决定设立法国艺术教育高级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国民教育部和文化交流部主管，由国家有关官员和艺术界知名人士组成，负责发展艺术教育的行政、财政方面的工作，该法还决定把每年5月18日至23日定为法国中小学艺术周。而在美国，则是用另一种形式确立了艺术教育在中小学教育中的地位：1994年美国政府以法律形式通过了《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这项法令把艺术课程（包括音乐、视觉艺术、舞蹈、剧院艺术）增列为美国基础教育中的核。心课程，并在量近出台了《国家艺术教育标准》。自60年代重视“新三艺”即数学、自然科学和英语，到1990年初布什政府宣布，上述三科加上历史、地理为中小学教育中的核心学科，克林顿政府把艺术增列为核。心学科。从此后，美国多数学校都把艺术作为必修课，学生必须拿到学校规定的学分，才允许毕业。在那些将艺术作为选修课程的高中，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修相关学科，选修课程计学分，没有修到学校规定的学分，同样不允许毕业。各国艺术教育向普及化方向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一方面人们对艺术的追求和需要越来越高，艺术教育成为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艺术教育正式列入学校教育之中，确立了艺术教育的目标、计划及课程。艺术教育的根本目的被明确为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发学生的潜能，促进艺术素质发展、入格的完善，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能力，以适应未来社会的发展。
艺术教育对艺术哲学、审美心理研究成果的运用使得综合性艺术教育成为国际上艺术教育的一个重要趋势。首先是重视各种艺术门类的综合。举例说，在音乐教育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奥尔夫教学法、达尔克罗兹教学法等，都比较注重各艺术门类之间的融合。奥尔夫说，从来就没有孤立的音乐，而只有与动作、舞蹈、语言同时存在的音乐。因此，在著名的德国奥尔夫学院中，综合性教学成为其最显著的特点也就不难理解了。这种教学的综合性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注重音乐与舞蹈、动作、语言的综合。比如该院开设的舞蹈、动作课，就是
在音乐声中展开的，实际上也是动态的音乐课，二是注重每门课程本身的综合，像“普通音乐”这门课，就是一门包括声乐、器乐、节奏训练、合唱、指挥等多种内容的综合性训练课。达尔克罗兹也说，任何乐思可以转译为动作，任何动作也可以译成与之相对应的音乐。据此，他创立了“作态律动学”。律动，就是人随着音乐的节奏，通过身体动作来感受音乐要素和表现情感，实际上就是把音乐和舞蹈高度地融合了起来。达尔克罗兹教学法正是采用节奏性的动作，伴之以声乐、打击乐或钢琴即兴伴奏，以身体的运动来反映音乐的要素和情绪的。边塞尔提出，“音乐教学在两个意义上必须注意相互的关系，即内部的相互一致，和学校工作的其他方面建立起自然的联系。”对于内部的相互一致问题，穆塞尔解释说，欣赏课必须同其他音乐教学工作结合起未，把它渗透到一切音乐创作和演出计划里去；而声乐和器乐的教学工作必须融合成一个密切而有效的统一体。他认为，音乐同广泛的文化领域有着天然的密切关系，因此音乐教学应该同其他领域互相交织在一起，这样可以互相增强活力。否则，音乐教学将是贫乏的，不可能作为发展学生个性的一种媒介而获得它的全部价值。雷默则提出了“综合审美教育”这一概念。他所指的综合审美教育关心的主要是所有艺术共同的行为范畴。他认为，“每种艺术都有自己的主要要素，音乐中有旋律、和声、节奏；绘画中有色彩、线条、质感；诗歌中有比喻、形象、韵律，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每种艺术都可以借用其他艺术的要素，再与自己的领域同化，而许多艺术又可以借用非艺术界的要素，艺术地加以运用，转化成表现素材。”雷默还认为，艺术多学科课程与单学科课程相比具有下面几点优势，其一，通过与同族的其他科目对照，每门科目的特色更为鲜明；其二，弄清了同一族所有科目的基本原则；其三，既可从局部，也可从全局看待每一料。霍斯曼曾扼要地提出过类似的建设，他告诉了读者“一个不需要增加学习时间、教师数量和设备，却能扩充艺术课程的方法”，就是使整个艺术教学课程一体化。这种教学强调所有艺术之基础的、共同的东西，即艺术的审美性、创造性、表现性的东西。虽然霍斯曼没有对艺术教学课程一体化给予必要的论证，但他确信，“就像语言教学能把听、说、读、写综合起来一样，艺术教学也可以把视觉艺术、听觉艺术、触觉艺术等融为一体。”受上述思想的影响，美国部分学校的艺术教育采用了把各种艺术学科结合起来的综合艺术教学形式，即利用绘画、音乐、舞蹈、刺绣以及其他不同的艺术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去启发学生。被认为最有代表性的是明尼苏达州罗维尔地区的中小学艺术课程，川教育当局规定综合艺术课程在，总课时中的最低限度的比例分别为：幼儿园占10％，小学占8％，初中要求达到150学时，高中列为选修，各校还可以自行增加课时比例。除必修的美术、音乐、舞蹈外，还要选修七八种可供选择的姐妹艺术课程。
影视戏剧等综合性艺术，在世界一些发达国家的艺术教育中得到高度重视。现代社会中，艺术媒介迅速向网络化方向发展，以艺术广告、电视和多媒体网络为主体的媒介已日益成为社会大众的艺术文化知识的来源和基本生活内容，并日益重构大众艺术。心理感知的格局。它彻底超越了时空的阻隔，有力促进了世界艺术一体化格局。另外，大众传播的作用正在向社会生活所有领域渗透着，深刻地改变着社会的面貌，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行为，大众传播成为社会艺术教育的重要途径。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艺术教育提供了新的物质技术手段。19世纪末现代科学技术在声学、光学、电子学等方面取得重大的成果，使电影艺术等新兴艺术种类不断发展和完善。二十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电子技术的迅速发展，不但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电声乐器，还出现了电子音响合成器和电脑音乐，大大扩展和丰富了音乐的表现能力。近10多年来，电脑绘画、光效应艺术与激光艺术更是发展迅速，为影视艺术教育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展示了广阔的发展天地。前苏联库兹涅左夫主编的《青少年审美教育》一书，对于从幼儿到大学生对何利用影视戏剧进行审美教育，作出系统的明确的规定，提出详细的可操作的指导意见。《美国艺术教育国家标准》（以下简称《美国标准》，刘沛翻译，尚未正式出版）是美国学校艺术教育有史以来，第一套在联邦政府直接干预下，由四门艺术教育的全国性组织研制的艺术课程标准。《标准》的研制工作从1992年开始，1993年曾分别公布四门艺术学科标准的初稿和讨论稿，最后于1994年定稿并出版。《标准》可以说是美国艺术教育界在总结美国学校艺术教育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是按照1994年通过立法程序的《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的要求制定出台的。其根本宗旨，是为了从一个方面改进和提高美国的教育质量，使美国的教育到2000年时达到美国总统克林顿和教育部长赖利提出的“世界级水平”。在《美国标准》中，对从幼儿园到高中毕业学生的戏剧影视等综合性艺术学习，都提出了系统的、明确的比较高水平的要求。
各发达国家对影视文化教育的重视，表现在影视教育与各学科教育的综合。许多发达国家在课程标准中已经没有“视听教学”一项，把视听教学与影视文化教育结合起来。《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市文学区英语语言艺术课程标准》中对“视听教学”要求规定如下：“在结构方面，学生将能够：1．识别作者的风格；2．识别正确、恰当的语法、措词和句法；3．通过视听不同的媒体扩大词汇量；4．欣赏不同形式创造性表达的美。在释义方面，学生能够：1．发展评判媒体和评价口语表达所必需的批判性思维技巧；2．认识到节奏、方言、沉默、抑扬顿挫对提高演讲和文学作品质量的重要性；3．在视听中集中注重主题或情节；4．从视听活动中获取信息。在运用方面，学生将能够：1．形成主动的听力技巧：1）听且理解指令性说明；2）在班级讨论中倾听同学的意见，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发展。2．别人朗读时认真听讲；3．利用媒体激发学习和思考；4．培养欣赏艺术、音乐和文学的能力；5．利用电子媒体加强和促进语言学习；6．进行娱乐性视听活动；7．借助科技手段和其他媒体表达思想。在跨学科方面，学生将能够：利用批判性视听促进跨学科学习；参加个人形式、小组形式、大组形式的视听活动；合作完成语言艺术课题练习；通过视听活动了解语言和文化的差别；积极参加群体听力活动。”这一方面反映了现代化教学手段的运用给语言教学带来得革命性变化，一方面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影视文化教育、整体教育在语文教学中实施的思路、方向。美国的坎贝尔等人所著的《多元理论在教学中的运用卜书以大量的篇幅介绍了如何把戏剧影视等综合艺术与语文教学乃至于其他各科教学结合起来的理论与实践，给我们以极大的启示。戏剧影视不仅涉及文字语言和多种“艺术语言”（音乐语言、绘画语言、形体语言等），同时涉及抽象思维、形象思维和动作思维，与语文结合起来，在发展学生“语言能力”的同时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审美能力，真是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在我国，新的《艺术教育课程标准》充分体现了对“综合性”的重视，可能因为考虑到现实条件的限制，影视文化教育尚未获得应有的重视。至于影视文化教育与其他各科教育的相互链接、相互融合，还有广阔的未开垦的“处女地”。我们江苏省扬州中学 1993年以来，先后申报、组织、实施了“系统开展学科思维教育”、“全方位系统开展审美教育”这两个研究课题。1997年这两个课题分别被立为教育部“九五规划”的重点课题与规划课题，并于2001年通过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小组组织的专家评审。影视艺术在两个课题的实施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通过每年一度的艺术节、电影艺术周，组织学生观赏影片；通过专题讲座，提高学生影视欣赏的能力和情趣；借助于“新苗文学社”和《新苗》月刊，组织学生开展影视欣赏、评论；在各科教育教学中，我们激励教师充分利用影视手段和多媒体设备（每位教师配备一台“惠普”手提电脑），极大地提高了教育教学的效益。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影视文化教育与各科教育教学的综合，必将为影视文化教育开拓无限广阔的天地，必将为各科教育教学带来无限美妙的风光。
综合式艺术教育，其目标具有综合性：既重视艺术素养的培养，又重视人文素质、完善人格的培养。综合艺术教育，其方式方法具有综合性，有各种门类艺术的综合；有艺术欣赏、艺术创作、艺术史、艺术批评、美学理论等教学活动的综合；有艺术教育与其他各科学习的综合；有艺术活动与广泛的社会活动（科学、人文的）综合，有艺术与生活、社会、人生的综合。“综合性课程”、“综合性艺术教育课程”的核心是科学、人文精神的综合。新世纪呼唤科学素质、人文素质相互融合的新型火材，新世纪呼唤科学、人文精神相互结合的基础教育、艺术教育。科学主义要求以自然科学的眼光、原则和方法来研究世界，它把一切人类精神文化现象的认识论根源都归结为数理科学，强调研究的客观性、精确性和科学性。人文主义则强调以人为本，把人当作研究的核心，出发点和归宿，希望通过入本身的研究来探索世界的本质与其他问题。科学、人大主义则是二者的辩证统一。事实上，教育哲学中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争，是以思想史、教育史上的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思潮之争为背景的。李德顺在《价值论》一书中指出：人类的活动有两大原则：一是真理原则，一是价值原则。前者是说：人类必须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和规律去认识和改造世界”，后者是说要“按照人的尺度和需要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两大思潮之间的关系，究其实是真理与价值、客观性与主体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孤立地看待真理或价值，都是片面的。它们各自作为矛盾的一方，是相互依存、相互规定的。”真理论与价值论的统一是科学主义、人文主义相互融合的哲学基础。主张科学、人文相互融合的实质就是要在以人类文化“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正出现科学主义、人文主义相互融合的趋势。黄济先生指出：“如何吸取二者之长，克服二者之短，把二者沟通起来使之协调发展，始终是哲学与教育哲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钟后泉先生在其《现代课程论》中，详细论述了以科学为特征的学问中心课程与以入文主义为特征的人文主义课程的长短，而他所建立的课程编制理论，恰恰地体现了科学、人文精神的融合。建立科学、人文相互融合的课程体系，必须既重视“以社会文化对人的塑造”，又重视“人的潜能的充分开发”；既重视“教育内容的科学的系统的构成”，又重视“作为学习主体的学生的内在条件（发展阶段、个体经验、生活现实、实习动机、意志、信念、价值观等）的认识与洞察”；既注重文化知识的传授，技能、能力、智力的培养，又注重非智力因素、健康个性、人格的培养；既重视科学精神、科学素质的培养，又注重人文精神、人文素质的培养。据研究，创造力与智力之间存在正相关的趋势，同时与动机、兴趣、热情、自信心、坚毅性和能吃苦耐劳等非智力因素密切相关，因此，科学、人文精神的融合，也是培养创新人才的有利条件。马克思指出：“自然科学住后包括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将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一体化发展、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同样是当今时代发展的必然，培养具有科学素质、人文素质的综合性人材、创新型人材是新世纪的要求；建立培养这种人材的课程体系，是新世纪的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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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略一词最早是军事方面的概念。战略的特征是发现智谋的纲领。在现代“战略”一词被引申至政治和经济领域，其涵义演变为泛指统领性的、全局性的、左右胜败的谋略、方案和对策。
　　战略对于组织的重要性在于它的全局性、方向性、预见性和谋略性。
　　战略的特性主要表现在：
　　全局性
　　凡属需高层次谋划和决策，有要照顾各个方面和各个阶段性质的重大的、相对独立的领域，都是战略的全局。全局性表现在空间上，整个世界、一个国家、一个战区、一个独立的战略方向，都可以是战略的全局。全局性还表现在时间上，贯穿于指导战争准备与实施的各个阶段和全过程。战略的领导者和指挥者要把注意力摆在关照全局上面,胸怀全局，通观全局,把握全局，处理好全局中的各种关系，抓住主要矛盾，解决关键问题；同时注意了解局部,关心局部,特别是注意解决好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局部问题。
　　方向性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具有很强的政治目的。任何战略都反映一个国家或政治集团利益的根本的目标方向，体现它们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为其政治目的而服务的，具有鲜明的目标方向。
　　预见性
　　预见性是谋划的前提,决策的基础。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全面分析、正确判断、科学预测国际国内战略环境和敌友关系以及敌对双方战争诸因素等可能的发展变化，把握时代的特征，明确现实的和潜在的斗争对象，判明面临威胁的性质、方向和程度，科学预测未来战争可能爆发的时机、样式、方向、规模、进程和结局,揭示未来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是制定、调整和实施战略的客观依据。
　　谋略性
　　战略是基于客观情况而提出的克敌制胜的斗争策略。它是在一定的客观条件下，变被动为主动，化劣势为优势，以少胜多，以弱制强，乃至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重要方法。运用谋略，重在对战争全局的谋划。制定战略强调深谋远虑,尊重战争的特点和规律，多谋善断，料敌定谋，灵活多变,高敌一筹，以智谋取胜。

一、中国文化的特征
任何一种文化类型的产生，都离不开特定的自然条件和社会历史条件。这就是特定自然地理环境下的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结构。关于这三个方面，我们在下以章节将有详细的论述。简而言之，从地理环境看，中国处于一种半封闭状态的大陆性地域，与西方地中海延岸的多民族有很大的不同；从物质生产方式看，中国文化植根于农业社会的基础之上，封建的小农经济在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这与中亚、西亚的游牧民族、工商业比较发达的海洋民族也有很大的不同；从社会组织结构看，宗法制度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成为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纽带，专制制度在中国延续两千年，这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中国文化的特征可大致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在世界文化之林中，有四大文明古国，也曾经出现过许多优秀的文化体系。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在近6000年的人类历史上，出现过26个文明形态，但是在全世界只有中国的文化体系是长期延续发展而从未中断过的文化。这种强大的生命力，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中国文化的强大生命力，表现在它的同化力、融合力、延续力和凝聚力等方面。
所谓同化力，是指外域文化进入中国后，大都逐步中国化，融入中国文化而成为其一部分。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例子莫过于佛教文化的传入和中国化。佛教开始流传于尼泊尔、印度、巴基斯坦一带，并不是中国本土的文化，在公元1世纪的两汉之际开始传入中国，经过魏晋、隋唐几百年，佛教高僧的东渡，佛教经典的翻译，中土僧人的西行求法，都不能使佛教文化完全征服中国的士大夫。佛教传播的结果，一部分变为中国式的佛教（如禅宗），一部分反而消融于宋明理学之中，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犹太人遍布全球，而且保持他们自己的宗教信仰和思维方式，而他们来到中国后，便湮没在中国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
所谓融合力，是指中国文化并非单纯的汉民族文化或黄河流域的文化，而是在汉民族文化的基础上有机地吸收中国境内各民族及不同地域的文化——如楚文化、吴文化、巴蜀文化、西域文化等，形成具有丰富内涵的中华文化。中华各民族文化，例如历史上的匈奴、鲜卑、羯、氐、羌、契丹、辽、金等民族的文化，都融汇于中国文化的血脉之中。没有这种融合，也就没有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当然，各地域、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也包含有“同化”的意义。
中国文化的同化力和融合力，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因此它不是简单的偶然的文化现象，而是一种文化生命力的表现。具有如此强大的文化生命力的民族，在世界历史上都是少见的。汤因比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曾与日本学者池田大作有过一次著名的对话，在这次对话中，他指出，“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现实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
在人类历史上，多次出现过因为异族入侵而导致文化中绝的悲剧，如印度文化因雅利安人入侵而雅利安化，埃及文化因亚历山大大帝的入侵而希腊化、恺撒的占领而罗马化、阿拉伯人移入而伊斯兰化，希腊、罗马文化因日耳曼蛮族入侵耳中绝并沉睡千年。但是在中国，此类情形从未发生。唯有中国文化一种，历经数千年，持续至今而未曾中辍，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延续力。
这种强健的生命延续力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东亚大陆特殊地理环境提供了相对隔绝的状态，是其缘由之一。而中国文化长期以来以明显的先进性多次“同化”以武力入主中原的北方游牧民族，反复演出“征服者被征服”的戏剧，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在漫长的历史年代利，中国文化虽未受到远自欧洲、西亚、南亚而来的威胁，但也屡次遭到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冲击，如春秋以前的“南蛮与北夷交侵”，十六国时期的“五胡乱华”，宋元时期契丹、女真、蒙古人接连南下，明末满族入关。这些勇猛剽悍的游牧人虽然在军事上大占上风，甚至多次建立起强有力的统治政权，但在文化方面，却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被以华夏农耕文化为代表的先进的中原文化所同化。这些游牧或半农半牧民族在与先进的中原文化的接触过程中，几乎都发生了由氏族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或飞跃。军事征服的结果，不是被征服者的文化毁灭、中绝，而是征服者的文化皈依和文化进步。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文化又多方面地吸收了新鲜养料，如游牧人的骑射技术，边疆地区的物产、技艺，从而增添了新的生命活力。
中国文化的强大生命力还表现在它具有历久弥坚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具体表现为文化心理的自我认同感和超地域、超国界的文化群体归属感。西周时期，中华先民便有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表达了从文化心理特质上的自我确认。正因如此，直到今天，数以千万计浪迹天涯的华侨华裔，有的在异国他邦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但他们的文化脐带，仍然与中华母亲血肉相依，在他们的意识中，一刻也未曾忘记自己是中华儿女，炎黄子孙。已定居巴拿马几代，并且在政界取得显赫地位的华侨这样说：“别看我们完全不懂中文，我们的思想、举止都是非常中国式的。”美籍华裔著名科学家杨振宁也说：“我觉得中国传统的社会制度、礼教观念、人生观，都对我们有极大的束缚的力量。”
重实际求稳定的农业文化心态中国文化是一种农业文化。所谓农业文化，并非说构成这种文化的物态成分中没有其他产业的产品，而是说整个文化的物质基础的主导方面和支配力量是在自然经济轨道上运行的农业。
黄河、长江哺育的亚洲东部这片肥沃的土地，为中华先民从事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提供了极为优越的条件。几千年来，中国人的主体——农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躬耕田畴，世世代代、年复一年地从事简单再生产，成为国家服役的基本承担者。这就铸定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农业型物态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独具一格的“实用—经验理性”，如重农、尚农、的社会共识，重实际而罢玄想的务实精神，安土乐天的生活情趣，包含循环与恒久的变易观念，等等。
在以农业为生存根基的中国，农业生产的节奏早已与国民生活的节奏相通。我国的传统节日，包括最隆重的春节，均来源于农事，是由农业节气演化而成的，并不像许多其他民族那样，节日多源于宗教。在这样的文化氛围内，重农思想的产生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农耕是财富的来源。“不耕获，未富也。”务实精神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农耕生活导致的一种群体趋向。中国民众在农业劳作过程中领悟到一条朴实的真理：利无幸至，力不虚掷，说空话无补于事，实心做事必有所获。这种农人的务实作风也感染了士人，“大人不华，君子务实”是中国贤哲们一向倡导的精神。正是这种民族性格使中国人发展了实用—经验理性，而不太注重纯理论的玄思，亚里士多德式的不以实用为目的，而由探求自然奥秘的好奇心所驱使的文化人，较少在中国产生。作为农耕民族的中国人从小农业的简单再生产过程中形成的思维定势和运思方法是注意切实领会，并不追求精密谨严的思辩体系，他们被西方人称为“最善于处理实际事务”的民族。农业社会中的人们满足于维持简单再生产，缺乏扩大社会再生产的能力，因而社会运行缓慢迟滞。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很容易滋生永恒意识，认为世界是悠久的、静定的、中国人往往表现出习故蹈常的惯性，好常恶变。反映在民间心态中，便是对用具追求“经久耐用”，对统治方式希望稳定受常，对家族祈求延绵永远，都是求“久”意识的表现。
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集体主义文化中国古史的发展脉络，不是以奴隶制的国家代替由氏族血缘纽带联系起来的宗法社会，而是由家族走向国家，以血缘纽带维系奴隶制度，形成一种“家国一体”的格局。这样，氏族社会的解体在我国完成得很不充分，因而氏族社会的宗法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残余大量积淀下来，几千年中，全社会并未长期存在如同古代印度和欧洲中世纪那样森严的等级制度，社会组织主要是在父子、君臣、夫妇之间的宗法原则指导下建立起来。
宗法制度在中国根深蒂固，不仅由于氏族社会解体极不充分，还由于此后自然经济长期延续，“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村社构成中国社会的细胞群，而这些村社中又包含家庭宗族与邻里乡党两大网络，由家庭而家族，再集合为宗族，组成社会，进而构成国家。（中国人注重族姓源流）
以家族为本位的社会关系的基本单元是“宗族”。在宗族内，每一个人都不被看作是独立的个体，而起码要和上下两代人（即父、子）发生关联，这样，父亲、自己、儿子就形成三代，这是一个以“自己”为核心的最基本的“宗族”。如此，可以在划同心圆。在宗法观念下，个人是被重重包围在群体之中的，因此，每个人首先要考虑的，是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之类。
从“亲亲”的观念出发，可以引申出对君臣、夫妻、长幼、朋友等等关系的一整套处理原则，这些处理原则是以“义务”观念为核心的。正是由于传统文化重家族轻个人、重群体轻个体，因而总是强调个人在群体重的义务和责任，而忽略了个人在社会重的权利，也就使得“人皆可以为尧舜”这样的道德平等意识仅仅成为一种理想，而“法制”在这样的系统之内也没有用武之地。
尊君重民相反相成的政治文化长期运作于中国的农业自然经济，是一种少有商品交换、彼此孤立的经济。在这种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极度分散的社会，需要高高在上的集权政治加以统合，以抗御外敌合自然灾害，而人格化的统合力量则来自专制君主。另一方面，农业宗法社会的正常运转，又要仰赖以农民为主体的民众的安居乐业，家国方得以保全，否则便有覆灭崩溃的危险。因此，“民为邦本”的思想传统也是农业宗法社会的必然产物。“尊君”和“重民”相反而又相成，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体两翼。
中国农业社会由千百个彼此雷同、极端分散的村落和城镇组成。但是，对外抗御游牧人的侵袭，对内维持社会安定又是这个农业社会的全民性需要（天候地理、治理黄河、赈灾恤邻），这就又建立统一的、权威巨大的帝国的必要。例如，韩非子从天下“定于一尊”的构想出发，提出了“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的中央集权的政治设计。
与集权主义相伴生，中国农业社会又培养了另一影响深远的政治意识，这便是“民本主义”。民本主义严格划分“治人者”与“治于人者”，它是从治人者的长治久安出发，才注意民众的力量和人心向背的。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及其知识分子，一方面强调“国以民为本”，另一方面又强调“民以君为主”，在他们看来，“尊君”与“重民”是统一的。
摆脱神学独断的生活信念同世界上任何民族一样，在中国的远古时期，也产生过原始的宗教以及对天命鬼神的绝对崇拜。直到殷商，在意识形态上仍有“尊天事鬼”的特点，“卜辞”中所记载的，就是殷商贵族的宗教占卜活动。但是西周之后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西周人的观念中，从宗法中产生道德，而道德成为维系整个社会的根本纽带。宗法道德观念的确立，使神学独断的观念削弱以至被摆脱了。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印度文化等相区别的一个突出特点。
在欧洲以及印度，宗教的神或上帝、佛，是最高的信仰，是精神的寄托。而最高的善，生活的目标，人们行为的准则，都是从宗教的神的诫命或启示而来的。例如犹太教把“摩西十诫“说成是永恒的道德规范和社会的基本准则，并且说这是上帝耶和华亲自向摩西颁布，与犹太人约法的（《旧约全书》）。又如，基督教的耶稣既被视为上帝之子，也是上帝的化身，他传布福音，教化世人，成为人间伦理道德的榜样和楷模。总之，在西方以及印度文化中，道德来源于宗教神启，宗教的神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和欧洲、印度文化中的这种神学独断相比，中国文化显示了它的理性的一面。它没有把人的道德情感引导向外在的崇拜对象或莫测的境界，而是把它消溶在以亲子关系为核心的人与人的世间关系之中，也就是平常人、平常事、平常心而已，全然不必去建立另外的神学信仰大厦。道德教育摒弃了清规戒律和冰冷的说教，肯定正常情欲的合理性，强调对它的合理引导。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自先秦就具有摆脱神学独断的特点，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未出现过象欧洲中世纪基督教占思想统治地位的“黑暗时代”。中国传统的民间宗教信仰，有极大的实用性，而在民间的“烧香拜佛”这样的口头语中，“佛”的含义既可能是释迦牟尼、观音菩萨，也可以是“土地”、“老君”、“子孙娘娘”、“妈祖”……。这和西方文化中宗教的严格排他性，迥然不同。
重人伦轻自然的学术倾向中国文化以“人”为核心，它表现在哲学、史学、教育、文学、科学、艺术等各个领域，追求人的完善，追求人的理想，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表现了鲜明的重人文、重人伦的特色。但是，在对于自然界本身的认识和改造方面，却受到忽视。儒家思想在这方面表现特别明显。以孔子为例，据统计，《论语》中有关自然这是的材料共54条，涉及天文、物理、化学、动植物、农业、手工业等方面的现象，不可谓不丰富，但究其内容都是“利用自然知识以说明政治、道德方面的主张，而不以自然本身的研究为目的”。例如，孔子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相反，樊迟问稼穑之事，却被鄙为“小人也”。
儒家这种重人伦轻自然的学术倾向，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唐太宗品评大臣是“一曰德性，二曰忠直，三曰博学，四曰词藻，五曰书翰”。
当然，我们应该看到，从汉唐到宋元明，中国的科学技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居世界领先地位，但是，当16、17世纪近代自然科学在西方产生并大踏步前进的时候，中国却落后了。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文化史的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重人伦而轻自然的倾向，也是其中原因之一。由于儒学在传统文化中的广泛影响，在古代学术史上，关于严密逻辑结构的理论，关于技术性控制的实验，以及二者之间相互联系验证的操作，都没有得到重视和发展。
经学优先并笼罩一切文化领域中国伦理型文化还有一个突出的外在形式上的特点，这就是它的经学传统。所谓经学，是指中国文化长期以儒家经学为主流，有着一以贯之的传统，形成了独自的特色。
中国学术的发展，就其分别而言，在先秦，是诸子百家之学；在两汉，是经学；而后又有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但从客观上去考察，自汉代以后，一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中国二千余年的学术发展，却是以经学为一大主流。中国文化的发展，不论是哲学、史学、教育学、政治学、社会学、宗教学，还是医学、科学和艺术，都与经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可以说，在中国古代，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不论他的学习兴趣与研究方向最终怎样，他的首要任务就是学习经书，不可能有其它的选择（如五四时期的众多新文化健将）。
中国文化的这些特点，与西方文化有很大的不同。在古希腊，文化的发展虽然还带有综合性的特点，但是已出现明显的学科分支，在数学、几何学、天文学、医学、物理学、生物学等方面，几乎都有相对独立的发展。亚里士多德的一个重要学术贡献，就是他在知识分类方面的功劳。“这时的科学世界已大到足够配置出为数不多的笃好妙悟的优秀任务，来撰写天文学和数学上极专门的著作，专门到甚至受过平均教育的公民都读不懂，而下层阶级只好怀着敬畏和猜疑望着它们。这样就使得科学家能够大胆探索复杂而精微的辩难，并由互相批评而得到伟大而迅速的进展。”相比之下，中国文化的发展，在秦以后两千余年，却一直笼罩在经学的气氛之中。
经（也有学者称其为“元典”），本来是孔子所整理的古代文化的典籍。孔子是中国第一个创立私学的伟大教育家，他对古代文献搜集整理，成为他进行教育的内容，同时也延续和保存了中国古代文化。孔子编辑整理的古籍称为“六经”，即《周易》、《尚书》、《诗经》、《礼》、《乐》、《春秋》。这些典籍，包容了政治、历史、哲学、文学、音乐、典章制度等丰富的内涵。
到了汉代，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的地位大大提高了。训解和阐述六经及儒家经典的学问，称为“经学”，是学术文化领域中压倒一切的学问，成为汉以后历代的官学。仅据清代乾隆年间的《四库全书》总目》，“经部”的著录就有1773部，20427卷。可以说，中国文化在汉代以后的发展，经学是最重要的形式。
中国文化的这种经学传统，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什么影响呢？
首先，是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各个方面的广泛渗透。在先秦，儒学不过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但是一旦成为“经”，在政治力量的推动下，便渗透在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各个领域。不论是史学、哲学、教育、科学、艺术、法律，无一不渗透着经学的影响。
其次，在经学的影响下，科学未能充分独立。经学是一门笼统的学科，虽然经学本身并不排斥自然科学，相反，儒学中的理性主义以及某些思辩方法，对自然科学甚至还有启发作用。但问题的关键是，经学以它自成一套的体系，凌驾于知识之上，无形中排斥了科学的独立。
再次，经学传统对中国宗教的发展，也产生着一定影响。在世界各文化体系中，宗教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如基督教在欧洲、伊斯兰教在中东阿拉伯广大地区、佛教在印度及东南亚地区，影响都极其深远。而在中国古代，宗教的影响相对而言就比较薄弱。虽然原因可从多方面研究探索，但从历史的事实来看，经学传统对宗教发展的制约则是显而易见的原因。

二、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中华民族在悠久的发展历史中，积淀和形成了自己独特而伟大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表现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居安思危、乐天知足、崇尚礼仪等等特征。中华文化的核心和精髓，就在于“和合”二字。
（1） 和合的字源和理念
“和”、“合”二字均见于甲骨文和金文。和合，就词义本身而言，“和”，指和谐、和平、祥和；“合”是结合、合作、融合。“和合”是实现“和谐”的途径，“和谐”是“和合”的理想实现，也是人类古往今来孜孜以求的自然、社会、人际、身心、文明中诸多元素之间的理想关系状态。
中国传统文化中贵和持中的和谐意识，表现于两个方面：一是“天人合一”，指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二是“中庸”，指人际关系，即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天人和一”旨在承认人与自然的统一性、反对将它们割裂开来。“中庸”则强调对待事物关系要把握一个度，以避免对立和冲突。提倡“贵和”、“持中”的和谐意识，有利于处理现代社会各种矛盾，以保持社会的稳定。
在中国，以广泛深厚的和合文化为基础的追求社会和谐的思想源远流长。老子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 子》第四十二章），认为道蕴涵阴阳两个相反方面，万物都包含着阴阳，阴阳相互作用而构成和。这是宇宙万物的本质以及天地万物生存的基础。《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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