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先：人类史诗》工具制作使用方法介绍

说“蚩尤”

田晓岫
一、蚩尤是农部落的名称
蚩尤见之正史，载于《史记·五帝本纪》黄帝纪。因其有与黄帝争战失败的经历而闻名。

历代史家为作注。首先想说清楚的问题是：蚩尤何许人也？

裴骃撰《史记集解》引应劭曰：“蚩尤，古天子”；又转达引《汉书音义》臣瓒引《孔子三朝记》云：“蚩尤，庶人之贪者”。列举了两种不同的说法。

之后，司马贞撰《史记索隐》，对“天子”“与庶人”两说提出质疑。先引太史公原文“诸侯相侵伐，蚩尤最为暴”，析其意，蚩尤非为天子，又引《管子·地数篇》所言“蚩尤受庐山之金而作五兵”，说明蚩尤并非庶人。进而提出“蚩尤盖诸侯号也”之说。

然则，张守节撰《史记正义》，引《龙鱼图》云：“黄帝摄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诛杀无道，不慈仁。万民欲令黄帝行天子事。黄帝以仁义不能禁止蚩尤，乃仰天而叹。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信神符，制伏蚩尤。帝因使之主兵，以制八方。蚩尤没后，天下复优乱。黄帝遂画蚩尤形象以威天下。天下威谓蚩尤不死，八方万邦皆为弭服”。

引述这一夹杂神话的民俗传说，显然对“诸侯”“天子”“庶人”诸说都有否定之义。因为，仅是一幅遗像便足以使“八方万邦皆为弭服”，其威风远非一般诸侯可比，亦非庶人可及。然而，又有天遣玄女助黄帝而非助蚩尤之说，可见蚩尤亦与“天子”无缘。

诸学者之所以把“天子”“庶人”“诸侯”等概念硬往蚩尤身上套，明显是局限于周秦封建社会结构模式的认识框架，因而不能正确诠释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蚩尤身份及这一概念的社会历史的内涵。

蚩尤所处的时代，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正值“神农氏世衰”之时。

神农氏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民明农耕生产工具耒、耜的一个氏族。《易·系辞》记：“神农氏作，[]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从此，在中华大地上，许多以狩猎和采集为主要谋生手段的族硌先后转向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如《白虎通义》记：“古之人民皆食禽兽之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耕。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氏”。这是对狩猎肉食的族群转向农耕生产历史的追忆。又如《淮南子·修务训》记：“古者民茹草饮水，采草木之实，食螺蚌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这又是对采储果实及螺蚌之肉为主食的族群转向农耕生产历史的记忆。

耒耜的发明是中国原始社会生产力的一次大飞跃，它奠定了中国原始农业的基础，导致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即“神农氏之世”的出现。神农氏功绩伟烈，被尊为“农皇”，又称“地皇”。《尚书大传·卷第四》说：“神农为农皇也。……神农以地纪，悉地力种谷疏，故托农皇于地”。指其功德之实质在发挥地力，亦称“地皇”。

在中华远古传说中，“皇”的意思有两层：一是有重大发明功大德美泽被天下者，“皇，君也，美也，大也”[1]，如燧人氏发明个钻木燧取火而被尊为“燧皇”[2]；伏羲氏作结绳而为网罟，用于捕兽捞鱼，并制定婚姻嫁娶之礼，使人类本身的繁衍进入健康有序的轨道，因而被尊为“羲皇”[3]。二是指不存在公共权力的早期原始社会，“道德元泊有似皇天，故称曰皇”[4]，“烦一夫扰一妇以劳天下，不为皇也。不扰匹妇故为皇”[5]。其情景如《庄子·盗跖》所述：“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

到了神农氏晚期，由于农耕业逐渐成为主要生产方式，游荡觅食的原始群也渐次定居，逐步形成氏族社会，并发展为部落组织，出现拥有超出本部落影响力的部落联盟首领，这就是“帝”。《说文解字》释：“帝，谛也，王天下之号也”。“谛”是指“审谛”，即举措详谨周密，合乎客观规律。《白虎通义》说，“德合天者称帝”[6]。“王天下之号”是指超越部落范围的号召力。“帝”的称号出现标志着原始社会从早期游群和氏族社会阶段向晚期部落社会阶段的转变。此时，神农氏也开始被称为“炎帝”。

“炎帝”之“炎”，其义有二：一是火光，焚烧。《说文解字》释：“炎，火光上也”。《玉篇》释：“炎，热也，焚也”。这与原始农业离不开“火耕”有关。所谓“火耕”，是指先砍倒烧光荒地上的杂草灌木，然后耕种点播的一种垦殖手段。二是指南方之神。《汉书·卷七十四》：“南方之神炎帝”，这是从黄河流域的地理视角而言，发祥于湖北厉山，崩葬于湖南茶陵的神农氏当属南方无疑。

从被尊为“农皇”的“神农氏之世”，到被称为“炎帝”的“神农氏世衰”之时，是一个历史的转折时代。

蚩尤活跃于历史舞台之时，即“神农氏世衰”的“炎帝”之时。当时部落林立，各部落依仗自己的经济实力和武力互相争斗，不再服从由于发明耒耜的功绩而自然形成的部落联盟首领炎帝神农氏的约束。“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蚩尤最为暴”[7]。此所言“诸侯”，并非周秦社会制度下分封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之贵族，而是指原始社会末期的各部落酋长。蚩尤是其中之一。

“蚩”是贬词。《说文解字》释为“虫也”。作冠词用，若今之詈辞“小爬虫”之类。《六书正伪》曰：“凡无知者，皆为蚩名之”。“尤”为部落名。尤又作由，意为农。杨慎《丹铅录》云：“由与农通”。《韩诗外传》云：“东西耕曰横，南北耕曰由”。《吕氏春秋·勿躬》例举“管子复于桓公曰：‘垦田大邑，辟土艺粟，尽地力之利，臣不若甯[]，请置以为大由’”。注：“大由，大农也”。《管子·省官》说：“相高下，视肥[]，观地力，明诏期，前后农夫，以时均修焉；使五谷桑麻，皆安其处，由田之事也”。诏期即《礼记·月令》所谓“王命布农事”之日期。由田即农田，亦农官之谓也。《钱谱》神农币文“农”作“由”。“尤”是依传闻所记部落名称，与“由”为同音异字。故“尤”部落即“由”部落，亦即农部落。贬之即谓“蚩尤”。中国古代对氏族及部落的名称与其酋长名称和氏族部落民名称常常不加区别地称呼，所以，“蚩尤”既为部落名，亦为该部浇酋长与部落民之共名。

二、蚩尤与炎帝、黄帝的关系
蚩尤与炎帝有族裔的关系。《路史·蚩尤传》说：“蚩尤姜姓，炎帝之裔也”。

炎帝与蚩尤均由神农氏族发展而来，同属农耕部浇联盟。炎帝部落为神农氏族之直系后裔，仰成于其先祖神农氏发明耒耜功绩之余烈，得以居逐耕部落联盟之首，而称“炎帝”。炎帝与神农氏既属于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故《史记·封禅书》例举封禅大典时，将神农氏与炎帝分列先后。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关于神农氏与炎帝的记叙非常贴近，但未予指明其间的关系。《帝王世纪》说：“神农氏作，是为炎帝”，已经注意到二者的亲缘关系。《汉书2古今人表》及《易·系辞》疏将为帝与神农氏合称呼为“炎帝神农氏”。

《易·系辞》疏引《帝王世纪》云，“炎帝”之号，凡传八世：帝临魁、帝承、帝明、帝直、帝嫠、帝哀、帝榆罔。至帝榆罔之世，始见蚩尤部浇崭露头角。

蚩尤部落是由神农氏族发展而来的一群农耕部落中实力最强的一个部落。其实力雄厚的原因，一是益于其居地产盐；二是在煮盐的生产过程中，发明了冶炼金属与制作兵器。

《梦溪笔谈2卷三》记：“解州盐泽，方面二十里。久雨，四山之水，悉注其中，未尝溢；大旱未尝涸。[氵卤]色正赤，在版泉之下，俚俗谓之蚩尤血”。宋代解州治在今山西运城市解州镇。盐泽今名解池，素有“国宝”之誉，有硫酸钠、氯化钠、硫酸镁等盐，含钙、碘、钾、硼、锂、铯、锶等稀有元素。《太平寰宇记·卷四六》客观存在邑县条下记：“蚩尤天在县南一十八里”。故安邑县即今县，亦受辖于运城市。这里曾经是蚩尤部落的居地。得盐泽之富，蚩尤部落才有实力与黄帝抗争。如《史记·五帝本纪》云：“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

《管子·地数篇》说：“葛庐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是岁相兼者诸侯九。雍狐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雍狐之戟芮戈，是岁相兼者诸侯二十”。葛庐之山及雍狐之山具体所指无考。其地处当不会离今运城市太远。或者就在其地。“金”泛指金属，不限于黄金。

与今山西运城市相邻的今河南三门峡市，也是农部落的聚居中心。数千年之后，这里仍有神农氏后裔。《史记·本周纪》载，周武王伐纣成功，“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裴骃《史记集解》注释：“《地理志》弘农陕县有焦城，故焦国也”。《汉书·地理志》弘农郡，首县弘农，治在今河南灵宝县。陕县今属三门峡市。《地理志》载弘农郡“有铁官，在[]池”[]池即今渑池县，亦属三门峡市。灵宝县有金矿，至今仍有重大开采价值。其它如银、铜、铁、锌、铝等矿藏资源储量也很丰富，该地区具有金属冶炼的必备条件。相传黄帝采首山之铜铸鼎处，即在灵宝县境内[8]，其相对历史年代在轩辕与蚩尤之战后。这一地区不仅矿藏丰富，而且土地肥饶，盛产五谷林果及紫胡、天麻、黄苓、丹参等中草，宜于农耕部落居住。

由史籍所载观之，蚩尤部落因得盐池之利，金属冶炼之法，成为以炎帝为首的农耕部落联盟中实力最雄厚的一个部落。蚩尤与炎帝同为神农氏后裔，显赫者称炎帝，失败者称蚩尤。

关于蚩尤与黄帝之战，载籍所见，有三种说法：一说是黄帝胜炎帝之后，再胜蚩尤而巩固帝位，黄帝与蚩尤之战似为黄炎之战争的余波；另一说是蚩尤驱逐赤帝（即炎帝），赤帝求诉于黄帝，二帝联手杀蚩尤于中冀；三说是蚩尤作兵攻黄帝，兵败被杀。

第一种说法如《史记·五帝本纪》载：“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依附杀蚩尤”。太史公言黄帝名轩辕，国号有熊轩辕本意为车，应是指发明制作车的技术而得名的氏族及其首领的名称，如发明制作农耕工具技术称神农氏，发明制作捕捞工具技术而称伏羲氏，发明钻燧取火技术称燧人氏然。有熊国号。当时的“国”，实为部落。熊、罴、貔、貅、[]、虎为六种兽名，应是有熊部落中六个氏族的名称，或谓图腾。阪泉，水名，在今北京市延庆县。涿鹿，山名，在今河北涿鹿县，与阪泉相距不远。

第二种说法见于《逸周书·尝麦解》：“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广平之地曰阿。争战发生在涿鹿山下的开阔地带，隅指角落，“九”意指多，并不限于具体数目八加一。“九隅无遗”是说蚩尤驱逐赤帝（即炎帝）部落不留遗地。地冀指中原冀州。《尔雅·释地》：“两河间曰冀州”。郭璞注：“自东河至西河”。当时把黄河入海处称为东河，河套向南流处称西河。《周礼·职方》记：“正北曰并州”，今山西太原、河北正定保定皆属之；“东北曰幽州”，今北京市属之。上古冀州位于幽、并之南，地在今山西南部及河北西南部。传说蚩尤被杀之处，在今山西运城解州。

第三种说法如《山海经·大荒北经》载：“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风伯雨师是农耕蚩尤部落专司气象的巫师，后为农业气象神，立有庙，岁时奉词。《韩非子·十过》说：“昔者黄帝俣鬼神于泰山之上……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反映了风伯雨师与蚩尤部落之密切关系，因为农业部落生产的丰收部是与风调雨顺分不开的。

三说孰是，今已无考查之可能与必要。对于此类沪传千年后才被记入载籍的史前传说，史学家注视的焦点，是其中透出的史影；而民族学者关心的问题，则是该传说反映出的族体的类型、文化特征及其形成和衍变的过程。

蚩尤战败后的结果，一说是被黄帝擒杀，如前引述《史记》《逸周书》《山海经》所记；另一说是受到黄帝重用，如《龙鱼河图》所言：“黄帝制服蚩尤，帝因使之主兵，以制八方”。逮至秦汉，民间尚有以蚩尤为兵主行礼祠之俗。以致秦始皇东游及高祖刘邦起兵，皆从民俗礼祠蚩尤，见载于《史记·封禅书》及《史记·高祖本纪》。

《管子·五行》亦有黄帝重用蚩尤的记载：“昔者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蚩尤明天道，故使为当时”。“当时”是中原黄帝部落联盟的一种公职名称，其地位与职能约与《周礼》中的“天官”相类，亦近似于后世各朝之宰相，是辅佐部落联盟首领（帝）管理各部落公共事务的部宰。此处所言之“天道”，是指天文历法岁时月令的经验知识。熟悉这些知识，是安排农业部落生产生活，管理好农业部落社会的关键。

关于蚩尤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的记载，反映了黄帝与蚩尤关系的不同阶段与不同侧面。“蚩尤”本是农部落的他称，既是对部落酋长的他称，也是对部落全体成员的他称。蚩尤部落的第一任酋长称蚩尤，第二任酋长亦称蚩尤；第一代部落成员称蚩尤，第二代部落成员仍然被称为蚩尤。如同《大载礼记·五帝德》记“黄帝三百年”之类传言的实际内涵。把黄帝与蚩尤的战后关系放到原始部落战争的历史背景中去认识，杀戮是不可避免的，斩尽杀绝又是不可能的，最终只能是让战败的部落在服从的条件下保持原状生活下去。

三、蚩尤的遗裔
在蚩尤部落活动过的地方留下了聚居点（后世所谓“城”）、坟冢、祀祠等遗迹的记载，追溯这些遗迹，可以看出蚩尤部落的活动地区，以现其遗裔的线索。

关于蚩尤城的记载，见于（水经注·卷十三）涿水条记：“涿水出涿鹿山，世谓之张公泉，东北流经涿鹿县故城南……〈魏土地记〉称，涿鹿城东南六里有蚩尤城。泉水渊而不流，霖雨并侧流注阪泉”。又引〈晋太康地理记〉曰：“阪泉亦地名也。泉水东北流，与蚩尤泉会，水出蚩尤城，城无东面”。故涿鹿在今河北涿鹿县。涿水待考。蚩尤泉在今涿鹿县。阪泉在今北京市延庆县。

《太平寰宇记·河东道七》客观存在邑县条下记：“蚩尤城在县南一十八里……其城今摧毁”。故安邑县治在今山西运城市安邑镇。

关于蚩尤冢的记载，见于《皇览·墓冢记》：“蚩尤冢，在东平寿张县阚乡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气出如匹绛帛，民名为蚩尤旗。肩髀冢在山阳郡钜野县重聚，大小与阚冢等”。三国时之东平寿张县治在今山东阳谷县寿张镇。山阳钜野县治在今山东巨野县。

关于蚩尤祠的记载，见于《史记·封禅书》。秦始皇东巡游，封泰山，禅梁父，礼祠齐八神。八神之中，“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东平陆监乡，齐之西境也”。今山东东平县即其故治。又，《汉书·地理志》东郡寿良（张[9]）县条下记：“蚩尤祠在西北（涑）[10]上，有朐城”。汉东郡寿起兵之时，“祠黄帝蚩尤于沛庭”。秦时沛县，治在今江苏徐州市沛县。沛县东境隔微山湖与山东相望。

《逸周书·尝麦解》中，有“命蚩尤于宇少昊”之语。这里的“宇”释为“边”。于屋则檐边为宇，于国则四垂为宇。意思是说蚩尤部落曾被安排在少昊部落的边垂居住。当时少昊部落居地，以曲阜为中心。《左传2定四年》杜预注：“少昊墟，曲阜也，在鲁城内”。蚩尤在少昊之西垂。

《述异记·卷上》云：“太原村落间祭蚩尤神，不用牛头”。又云“汉武时，太原有蚩尤神昼见……其俗遂为立祠”。又载：“今冀州有乐名蚩尤戏，其民两两三三，头载牛角而相[]。汉造角[]戏，盖其遗制也”。秦汉置太原郡，属并州，首县晋阳，治在今山西太原市。两汉时的冀州，地在今河北南部、山西南部及河南省黄河以北地区。

依上列籍记述，关于蚩尤的遗迹、遗俗、传说，历数千年之久，逮至秦汉，仍然以浓烈的色彩保存于民间。在北至河北涿鹿，西至山西太原运城，东到山东东平，南至江苏沛县的广大地区，礼祠蚩尤之俗经久不衰。按“民不祀非族”的古俗，这些地区定有为数众多的蚩尤遗裔，才能具备形成和保持这种祭祀蚩尤民俗的社会条件。这些地区在两汉时期又是汉族政治经济文化的腹心之地，无疑有相当多的蚩尤遗裔成为汉族成员。

蚩尤遗裔见于载籍者，有邹氏屠氏。王嘉《拾遗记》载：“轩辕去蚩尤之凶，迁其民善者于邹屠之地，迁恶者于有北之乡。其先以地命族，后分为邹氏屠氏”。邹姓屠姓今为汉族常姓。

“有北之乡”指北方寒冷不毛之地，见于《诗·小雅·巷伯》，也颖达疏：“北方太阴之气寒凉而无土毛，不生草木，寒冻不可居处”。说明曾经有一部份蚩尤遗裔被迁到北方。蒙古族学者陶克涛著《毡乡春秋——匈奴篇》，论蚩尤是匈奴在传说时代的称号，被黄帝北逐的荤粥当是蚩尤[11]（部落遗裔）。司马贞《史记索隐》释荤粥：“匈奴之别名也，唐虞以上曰山戎，亦曰熏粥，夏曰淳维，殷曰鬼方，周曰[俨]狁，汉曰匈奴”，《周书·帝纪第一》：“太祖文守文氏，讳泰，字黑獭，代武川人也。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为黄帝所灭，子孙遁居朔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指出：“宇文氏出自匈奴南单于之裔”。

古有仇犹国，公元前457年被晋国智伯所灭。《史记·樗里子传》记：“智伯之伐仇犹，遗之广车，因随之以兵，仇犹遂亡”。今山西盂县东北有仇犹国遗址。仇犹与蚩尤音近，其国或为蚩尤遗裔所建。

蚩尤部落遗裔之向南迁者，不见经传，但存口碑。黔东南苗族史诗《枫木歌》，说苗族始祖姜央（炎）是从枫树树心中生出来的。苗族学者联系《山海经·大荒南经》记：“有宋山者，有木生山上，名曰枫木。枫木，蚩尤所弃其桎梏，是谓枫木”。论证苗族为蚩尤之裔[12]。《苗族简史》载：“川南、黔西北一带有蚩尤庙，受到苗族人民的供奉”。从枫木中生出苗族始祖之传说，实涵蚩尤再世之象征意义。

《尚书·周书·吕刑》将蚩尤与苗民相提并论：“蚩尤惟始作乱，延及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苗民弗用灵，制以刑”。说“作乱”是从蚩尤开始的，延及平民，无不以各种方式取人财物：群行攻劫曰寇，杀人曰贼，以鸱张跋扈为义；作乱在外曰奸，作乱在内曰宄，强取曰夺，窃取曰攘，诈取曰矫，固取为虔。“灵”意为善，即不以善教化，而是制作刑法。指斥苗民沿袭了蚩尤之习性。时至今日，布依族仍称苗族为“布由”。布依族“布”意为“人”或“族”。在祠法上是限制成分在中心成分之后，“布由”意为“由族”亦可记为“尤族”。与蚩尤部落的他称一致。

《帝王世纪》载炎帝神农氏崩葬长沙茶乡。茶乡即今湖南茶陵县，在湘赣边界罗霄山脉西侧。古三苗居地亦曾及于湘赣间。据《史记·吴起列传》记：“昔三苗之居，左洞庭，右彭蠡”。洞庭即今日洞庭湖，彭蠡即今鄱阳湖。因此，三苗极可能是从神农氏之裔，或即蚩尤（农部落）之遗裔发展而来的游耕农部落群。苗族普遍存在长时间远距离迁徙的传说历史。这是与其较长时间地保持游耕农业经济的生产方式分不开的。当然，也有政治和社会的原因。

还应当注意到，如同汉族是多元形成的一样，作为中国南方的一个古老的族群，苗族原初的族源即呈现出多元性。苗族古称“苗民”或“三苗”。除了上述炎帝神农氏和蚩尤（农部落）与“苗民”、“三苗”有直接的族源关系而外，黄帝之裔缙云氏、颛顼之裔驩头也都分别是三苗、苗民的主要族源之一。

“三苗”之始见载籍，有《尚书·虞书》：“窜三苗于三危”。孔颖达疏：“三苗，国名，缙云氏之后”。此所谓“国名”，实为部落名称。“缙云氏”是黄帝部落中的一个氏族名称，后发展为部落名称。《史记正义》案：“黄帝有熊国君，号曰有熊氏，又曰缙云氏，又曰帝鸿氏，亦曰帝轩氏”。直接指缙云氏为黄帝。《史记集解》说黄帝“亦号轩辕氏”。杜预注《左传·文十八年》：“缙云，黄帝时官名”。此所谓“官名”，实指黄帝部落的分职名称。《左传·昭十七年》记：“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名”。即以云作为本部落以氏族为单位的军事编制（云师）的名称和该氏族所担任的部落公职名称（云名）。

《史记集解》引应劭曰：“黄帝受命，有云瑞，故以云纪事也。春官为表云，夏官为缙云，秋官为白云，冬官为黑云，中官为黄云”。列出春夏秋冬的官名，如《周礼》，春官宗伯管祭祀礼乐，夏官司马管行政军事，秋官司寇管刑法禁令，冬官司空管工程建设。这种以云为公职名称是早期黄帝部落内部由各氏族分别担任的部落公职，至于黄帝成为部落联盟首领之后，由各部落分别担任的部落联盟公职名称，如《管子·五行》所记，则称为“当时”（天官）、“禀者”（地官）、“土师”（春官）、“司徒”（夏官）、“司马”（秋官）、“李”（冬官）。今浙江省有缙云县，其县有缙云山，相传为黄帝游仙之处。

《广韵》释“窜”为“放也”，即流放之意。“三危”，孔安国传曰：“西裔之山”，裔指边远之地。《山海经·西山经》有“三危之山”，郭璞注：“今在敦煌郡”。汉置敦煌郡，治在今甘肃敦煌市。敦煌市东北有三危山，今置三危镇。《史记·五帝本纪》载：“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戎”本意指山间谷地，用以指人群，意即居于山间谷地之人，今之所谓“山地民”是也。“西戎”即西方山地民。今日黔西北苗族流传的古史传说，言其祖先原住积石山以西，从日没方向移到积石山，经过若干代的长途迁徙，渡过黄河，到了长江中游一带，最后进入西南地区。[13]

《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敦璞注：三苗之民）颛顼生驩头，驩头生苗民。”驩头又作驩兜，见《尚书·舜典》：“放驩兜于崇山”。又作驩兜，见《史记·五帝本纪》：“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崇山在今湖南大庸市西南，此地属武陵山区，行政建置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苗族简史》说，湘西苗族五大姓之一的石姓，与驩兜有亲缘关系。石姓有大小之分，大石姓在苗语中被称为“驩兜”，[14]泸溪、花垣有驩兜墓、驩庙。

结语
综合汉文古籍记载，蚩尤是中国原始社会末期活跃在今河北山西及山东西部的一个农耕部落名称，即该农耕部落酋长与部落民之共同名称。蚩尤部落为神农氏氏族后裔，属炎帝部落联盟。传说蚩尤部落善长于金属冶炼和制造兵器。蚩尤部落与黄帝部落争战失败，其遗裔大部份留居中原。据《管子》所记，蚩尤部落加入了黄帝为首的部落联盟，并在其中担任了重要公职。《拾遗记》载，邹氏、屠氏为其遗裔中可查之姓氏。

蚩尤部落中一部份迁到北方，与荤粥（匈奴之别名）有族源关系。

蚩尤部落中的南迁者，与苗民、三苗有族源关系。三苗来源呈多元性，除蚩尤遗裔之名，尚有黄帝缙云氏之后，颛顼氏之后[]头等。

从关于蚩尤和三苗传说的记述中，可以看到中华大地上，原始社会末期部落间由汇聚、争战、融合、迁徙待环节所构成的大规模的搅拌运动。这种搅拌运动造成了中华各族在起源形成阶段就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不可分的状况。

--------------------------------------------------------------------------------

[1] 《白虎通义·卷一》。

[2] 《尚书大传·卷四》。

[3] 《尚书大传·卷四》。

[4] 《风俗通义》。

[5] 《白虎通义》。

[6] 《白虎通义》。

[7] 《史记·五帝本纪》。

[8] 《中国市县大辞典》第659页，中共中央党校1991年版。

[9] 寿良县即寿张县，东汉光武帝时避其叔父赵王良讳所改。

[10] 颜师古注：“（涑）亦济水字也。”

[11] 陶克涛：《毡乡春秋——匈奴篇》，人民1987年版第51页。

[12] 龙伯亚待主篇：《苗族简史》第3页，贵州民族1985年出版。

[13] 杨汉先《贵州省威宁县苗族古名传说》，载《贵州民族研究》1980年第1期。

[14] 同12一样。

《保卫延安》是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大规模正面描写解放战争的优秀长篇，被誉为“英雄史诗”，写的就是解放战争中的延安保卫战。
电视剧《保卫延安》根据著名作家杜鹏程同名小说改编，围绕解放战争时期我人民解放军与敌人浴血奋战的史实，全景式、立体化地展现了“保卫延安”这场直接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的战争，真实地描绘出一幅壮丽的人民战争的历史画卷。

非洲
　　非洲是人类的摇篮首先是由达尔文提出来的。他在1871年出版的《人类起源与性的选择》一书中作了大胆的推测。另一位进化论者海格尔则在1863年发表的《自然创造史》一书中主张人类起源于南亚，还绘图表示现今各人种由南亚中心向外迁移的途径。此外，还有中亚说、北亚说以及欧洲说。由于人类的摇篮随人类化石的不断出土，而摇摆于各洲。
欧洲
　　欧洲，特别是西欧，曾一度被认为是人类的发源地。从1823年到1925年就有116个个体 海德堡人
，其中包括猿人阶段的海德堡人。而新石器时代的人骨发现得更多，有236起。因此，人们打开地图一看，欧洲布满了古人类的遗址。而当时除了爪哇猿人外，在亚洲其他地区和非洲还没有找到过古人类遗址。还有，最早发现的古猿化石也出土于欧洲，即1856年在法国发现的林猿化石。加上20世纪20年代“辟尔当人”的骗局喧嚣一时（辟尔当人被有些学者看作是最早的人，甚至称他为“曙人”。最后被揭露，所谓“曙人”，原来是来将一个新石器时代的人头骨和一个现代猿类的下颌骨凑合起来的假品），所以当时许多人认为人类起源的中心是在西欧。但随着亚非两地更多人类化石的发现，人类摇篮欧洲说才逐渐退出了舞台。
北京人
　　“北京人”的发现不仅拯救了爪哇直立猿人，也使中亚起源说更加风靡一时。 北京人复原像
1887年，荷兰解剖学家杜布哇，抱着寻找早期人类化石遗骸的热望，来到印尼的爪哇岛，居然找到了原始人的化石。1890年，在一个名叫垂尼尔的地方，先是找到下颌残片，次年又发现一具头盖骨，这就是著名的“爪哇人”第一号头盖骨。1892年，又在不远处找到一根大腿骨。杜布哇研究了这些材料后，认为它们属于同一个体，而且正是人们要寻找的人与猿之间的“缺环”。 　　爪哇直立猿人的发现使南亚说为之一振。然而杜布哇的发现却遭到许多人的反对，最强烈的反对来自教会。教会坚持说，人类的祖先应是亚当，怎么可能是猿人呢？ 　　1911年，古生物学家马修在《气候和演化》一书中，列举种种理由鼓吹中亚高原是人类的摇篮。其理由，一是中亚因喜马拉雅山的崛起，致使自然环境变得不适宜生存，但对动物演化来说，受刺激产生的反应最有益处，所以这些外界刺激可以促进人类的形成；二是哺乳动物的迁徙规律常常是最不进步的类型被排斥到散布中心之外，而最强盛的类型则留在发源地附近继续发展，因此在离老家比较远的地区反而能发现最原始的人类。当时发现的早期人类化石如海德堡人和爪哇直立猿人，与这一假说正好吻合。 　　1927年，中国发现“北京人”化石，之后相继发现了“北京人”制作和使用的工具以及用火遗迹。 　　1930年，美国古生物学家刘易斯在印巴交界处的西瓦立克山到一块上颌碎块，该标本从形态上看有些接近人的特点，他便借用印度一个神的名字“拉玛”把它命名为“拉玛猿”。但由于当时他人微言轻，这一看法未被首肯。到了60年代，古生物学家皮尔宾姆和西蒙斯对林猿类26个属50多个种作综合研究时，注意到拉玛猿形态上的似人特点，认为它可能是人类这一支系的祖先类型，并将它从猿科中转到人科中，人类起源南亚说再度兴起。然而随着非洲早期人类化石和文化遗物的大量涌现，使人类起源非洲说重新崭露头角。
达尔文理论
　　在达尔文推测人类起源于非洲时，当时少见化石证据。这种情况在20世纪20年代发生了改变。在南非盛产金钢石的小城金伯利附近，有一个名叫塔恩的地方，那里有许多采石场，在采石时经常发现哺乳动物化石。1924年曾发现一具幼年猿类头骨，后经解剖学教授达特的研究，认为它人形态介于人和猿之间，遂将其命名为“非洲南猿”。1936年，在德兰士瓦地区斯特克方丹采石场发现一个成年个体的南猿化石，次年又在一名叫克罗姆特莱伊采石场找到完整的南猿下颌骨和头骨碎片，南猿逐渐引起学术界的认同和重视。但就它是“最接近猿的人”还是“最接近人的猿”，学术界仍有争议。解决争议的关键是南猿能否制造工具。虽然人们曾在发现南猿化石的洞穴和裂隙中找到了石器，但同时还有进步类型的人化石伴生，因此南猿是否是工具的制造者很难取得一致意见。此外，由于南猿化石出土层位不清，故南猿确切的生存年代还一时无法搞清。
东非地区
　　正当人们左右徘徊时，东非的化石发现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从1931年起，英国考古学家路易斯·利基就在东非大裂谷一个名叫奥尔杜威峡谷的分支部分进行发掘，找到了不少非常原始的石器。它们是用河卵石或砾石简单打制成的，年代是更新世早期。谁是这些工具的主人呢？利基夫妇在这里搜索了20多年，终于在1959年7月的一天发现了一具南猿头骨。它比南非粗壮南猿还要粗壮，学名为“鲍氏南猿”，一般称其为“东非人”。通过种种理化测年法测得他的生存年代为距今170万年。 东非人头骨化石
据目前所拥有的化石材料而言，人类的发祥地很可能在非洲，特别是东非地区。 　　“东非人”及“能人”的发现，不仅揭开了东非地区一系列重要发现的序幕，而且将作为“缺环”代表的南猿，由“最接近人的猿”，一下跃升为“最接近猿的人”或“人类的先驱者。”以利基夫妇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据此认为人类起源于非洲。 　　进入70年代，世界范围内古人类学的重要发现和研究获得了长足的进展。首先是在巴基斯坦波特瓦高原，之后又在匈牙利、土耳其、希腊、肯尼亚和我国发现了大量的古猿化石。虽然它们名称不一，但基本可分为大小两种类型，大的属西瓦猿型，小的为拉玛猿型，而且往往两者并存。经过各方专家的比较研究，发现它们并非不同的种属，而是雌雄个体而已。既然拉玛猿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种属，焉有人类祖先之说？人类的直系祖先曾一度因“拉玛猿”而明朗过，现在又迷茫了。 　　但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为人们了解自身起源的奥秘打开了一条新的途径。分子生物学，特别是分子人类学的发展，不仅从微观分子水平上展示了人与其他灵长动物，特别与大猿类密切的血缘关系，而且依据遗传物质的变异度，可以推算出它们分化的大致时间跨度。原先认为人和猿分离的时间大约为距今2000—2500万年间，而通过分子生物学方法的推算，只在距今400—500万年间！ 　　鉴于此，新的人类演化概念产生了，由此也决定了探索人类的发祥地不能再依据旧说行事。由于非洲大量涌现的南猿和早期人属化石，人类早期阶段的复杂图景终于开始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发展历史
　　自1924年找到首个幼年南猿头骨以来的70余年，在非洲有不下20个地点发现了最早阶段的人类化石。1974年，由美国古人类学家约翰逊领导的多国考察队，在埃塞俄比亚的阿法地区发现了一具保存40%遗骸的被称为“露西少女”南猿骨架，其生存年代超过300万年，以后被订名为“阿法南猿”。在阿法地区还曾发现一处埋有13个阿法南猿个体的骨骸，为此有人将之称为人类的“第一家庭”。 　　90年代，非洲的古人类化石重要发现接连不断。1992年，在埃塞俄比亚的阿拉米斯发现距今440万年的南猿化石，最初被命名为“始祖南猿”，经过进一步发掘与研究，更名为“始祖地栖猿”。1996年，来自13个国家40多位科学家组成的考察队在阿法盆地的中阿瓦什地区，找到了距今250万年的南猿化石。由于它在形态上混杂着接近人和许多不同类型南猿的特点，被认为是连接阿法南猿和早期人属之间的一个新种代表，被订名为“惊奇南猿”。在肯尼亚图尔卡纳湖东岸的库比福拉地点，则相继发现了阿法南猿、鲍氏南猿，“能人”，以及曾被叫做“1470号人”的头骨化石。后者最后被订名为“卢道尔夫人”，距今年代为190万年，并被认为是人属中的最早成员；在湖西岸，1985年曾发现有一具距今250万年的头骨，被命名为“埃塞俄比亚南猿”，他是粗壮型南猿的祖先；1995年在西岸的卡那坡地点发现的距今410万年的原始类型南猿化石，被命名为“湖滨南猿”。令人瞩目的是，它们的下肢骨显示出直立行走的特点，而上肢骨却仍保留着上攀援的特点。这表明分子生物学所推测的距今500万年人与猿分道扬镳可能是对的。据目前所拥有的化石材料而言，人类的发祥地很可能在非洲，特别是东非地区。 　　大概在距今200万年至180万年左右，非洲的“能人”甚至“匠人”走出非洲进入亚洲和欧洲。 　　早在1907年发现的海德堡人，曾一度被视作欧洲的猿人或是向尼安德特人过渡的类型。1994—1996年，在西班牙北部阿塔普卡地区，发现了80多件人类化石，古地磁年代测定为距今78万年以上，被认为是海德堡人的祖先。而在之前的1991年9月，在格鲁吉亚东南边境一个名叫德玛尼西的地方，发现了一具保存完整齿列的下颌骨，形态呈直立人型。以后又发现比较完整的头盖骨化石。据古地磁年代测定为距今180万年，故德玛尼西人被认为是非洲以外已发现的年代最古老的直立人化石之一，也是迄今欧洲最早的人化石。 　　以色列出土的尼人类型的古人类化石也很著名，最近又以早期石制品引人注目。在以色列境内有一条约旦河谷，是东非大裂谷的北延部分。 　　1959年在这里发现乌贝蒂亚旧石器时代遗址。从该地上新世至早更新世地层中出土了大量哺乳动物化石和石制器，据古地磁法测得距今年代约在150万至100万年间。有些学者认为这个遗址是非洲之外最早的直立人文化遗址之一，它的主人可能是刚从“能人”演化而来的早期直立人。 　　我国在近半个世纪也发现了大量有关人类演化的化石材料。自50年代在云南开远发现古猿以来，70年代和80年代在云南禄丰和元谋又相继发现古猿化石，可分大小两种类型。有些学者认为大型者可谓西瓦猿型，小型者属拉玛猿型。拉玛猿作为人类远祖的论点其时在我国正风行一时，所以有的学者认为人类远祖已在中国找到，便将小型古猿命名为“中国古猿”，以表达人类起源于中国的美好愿望。然而随着科学界对拉玛猿属性认识的变更，国内有些学者将云南不同地区的古猿归属到一个新属，即禄丰猿属之内。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它们只是云南西瓦猿中不同的亚种。 　　60年代，陕西兰田公主岭和云南元谋大那乌发现了直立人类型的蓝田人和元谋人，他们距今年代超出100万年，后者甚至达到170万年，成为目前已知中国境内最早的人化石。但遗憾的是，元谋人化石目前仅限于2枚上内侧门齿，以及年代稍晚的一段胫骨，而在非洲发现的年代大致相同的却有完整的骨架。虽然曾经有人将湖北建始地区发现的几颗化石牙齿看作是与南猿类型接近的材料，但因材料太少未获得学术界的承认。 　　1989年在湖北郧县找到2具原始人头骨化石，一开始又将其归于南猿之列，修理后发现乃属直立人型。1980年在安徽和县及1993年在江苏南京也发现了直立人型头骨化石。虽然对于它们的年代说法很多，但均未超出50万年。 　　自1985年起，在四川巫山县龙骨坡出土了一批早更新世哺乳动物化石，其中包含像人的1枚门齿和一段下颌残块，同时还宣称出土了有人工痕迹的石制品。一开始它们被部分学者鉴定为直立人型，后来国外学者介入，认为与直立人形态差异大，而与非洲的“能人”和“匠人”相近，并进一步测定了其年代为距今180万年以上，甚至超过200万年。 　　进入90年代，非洲出土大量早期人化石，并且这些化石构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演化体系，而亚洲地区出土的化石很难与它相提并论。相较而言，非洲似更有条件作为人类的发祥地。古人类学的研究还表明：能人/卢道尔夫人具有较大的躯体和较重的脑量，故具有较强的体能和较高的智能，不仅已能制造工具，很可能还有较紧密的群体关系。加上新世时期古气候的变化，引起生态环境的变化和哺乳动物的迁移，由此带动了古人类群的迁徙。这些研究成果在90年代后期汇成“走出非洲”的假说。部分学者提出：大概在距今200万年至180万年左右，非洲的“能人”，甚至“匠人”，走出非洲进入亚洲和欧洲。以色列的乌贝蒂亚、格鲁吉亚的德玛尼西、巴基斯坦的伯比山以及我国的“巫山人”诸遗址，均被看作是早期人类迁徙途中的遗迹。以后，非洲的能人/卢道尔夫人演化为匠人，而在亚洲则演化直立人。也有人构想出另一种过程，即非洲早期人类首先迁徙到亚洲，演化为直立人后，又返回到非洲，并迁徙到欧洲。不过“走出非洲”尚有另层意思，即现代类型的智人也是由非洲的智人迁移到各洲去的，时间大约在距今10多万年前，即所谓“夏娃说”。 　　发现早于200万年前的人类化石固然重要，但要使我国距今150—200万年的古人类能站稳脚跟，更是当务之急。 　　20世纪80年代，我国有些学者在发掘和研究元谋西猿时，认为在元谋盆地小河地区豹子洞篝发现的古猿伴有石器。能制作石器，岂不是人？故将之订名为“东方人”，并将其生存年代定在距今250万年前。而在同一地区的蝴蝶梁子发现的一具幼年头骨，鉴定为拉玛猿型，认为是人类的祖先，后来宣称在地层中也找到了“石器”，将之更名为“蝴蝶人”，其生存年代定为距今400多万年前，并进而构筑了“开远拉玛猿”——“禄丰拉玛猿”——“蝴蝶拉玛猿”（或“蝴蝶人”）——“东方人”——元谋猿人——昭通人（智人的早期代表）——西畴人、丽江人（智人的晚期代表）等相当完整的系列。鉴于此，有人提出滇中高原及其邻区是人类起源的关键地区。但遗憾的是，早在70年代后期，学术界已抛弃拉玛猿是人类远祖的观点。后经研究，所谓“蝴蝶人”的“石器”原来是天然石块；而“东方人”的石器，后来被证明是地表上拣来的，而且时代甚晚。 　　1997年，我国启动了寻找200万年和更早时期人类的“攀登项目”，投入了不小力量，但迄今收获甚微。后来在安徽繁昌发现了距今200—240万年的石制品和骨器，发现物出自早更新世裂隙堆积中。但那到底是不是人工制品在学术界曾引起很大争议。此外，光有石器还远远不够，它只是间接证据，关键是找到人化石。 　　1999年在河北蔚县上新世地层中找到了一件距今300万年的石器，这远远超过了非洲发现的不超出260万年的界限，并认为这是对人类非洲起源论的一次挑战。但该标本发现于1990年，事隔9年后才公布于世令人费解。
挑战非洲起源论
　　中国学者要挑战非洲起源论，就必须找出更多的早期人类化石。发现早于200万年前的人类化石固然重要，但要使我国距今150—200万年的古人类能站稳脚跟更是当务之急。就连目前所认定的我国最早的元谋人化石，国内外有些学者认为其距今只有60万年！我们必须找到更早时期的人类化石，而且这些化石能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使得非洲材料从属于这个体系才行。我国的古环境条件不算太差，既然已发现了丰富的中新世和上新世的古猿化石，这样的生存环境同样适合早期人类生存。我们并不完全排除人类起源亚洲的潜在可能性，但仅有设想和冲刺的良好愿望是远远不够的。具有说服力的化石材料才最具科学性。 　　物种以多样性的形式而存在，如果找不出化石，就能否定其他人种的多样性存在吗？从世界气候来看，非洲古人类化石出土较多，那里的气候炎热干燥，再加之火山灰的覆盖而易于化石的保存，而欧洲和亚洲的气候湿润，有机物易于腐蚀骨骼化石，在漫长的岁月中极易消失，有些地区沧海变桑田，因地震、洪水、长期的河水淤泥覆盖和其他自然灾害使人种化石埋没永远也不会找到，而人种的客观存在又是不能被否定的，因此，从化石上看，正如马克思所说：“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理解。”化石是贯穿于一切人种存在，是一切人种都具有的骨骼遗骸，一个地区的人种化石不能代表所有地区的化石，是个别不能代表一般，能够保存下来的地区不一定就是人类的起源地，不能长久保存的地区也不一定不是人类的起源的。从化石发现上来看，有的地区发现早，有的地区发现晚。从化石的年代来说，早发现的有年代晚的，晚发现的有年代早的，因而形成了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最初有‘欧洲起源说’，接着就是‘非洲起源说’，后又有‘亚洲起源说’。从人种存在看，一地起源说不能解释众多差别巨大的人种存在。从基因科学来看人类利用基因解释人种似乎走向了误区，因为全息观认为人是大地的产物，全人类与地球母亲是一个整体，因此全人类的基因必然共同，嵇康《养生论》说：人生活在晋地牙齿就会变黄，虱子生在头上颜色就是黑的。相对于中国人来说虱子生在头上就是黑的（欧洲金发人的虱子必定是黄的），生在脚上的就是白的，笔者于1990年亲身作过试验。生在身上又于这二者不同。头上的虱子和身上的虱子同样生活在一个人的母体上，人虱一体，虽然有黑白之分，它们的基因和骨架当然是几乎为一。因为，它们都生于人这个共同母体上，只要产生虱子的条件具备了，就能在一个母体——“人”的上下部位产生不同颜色的虱子，说明了人体是一个小天地的全息道理，你能说黑虱白虱谁是谁的祖先吗?黑虱白虱都产生于人这个共同的母体。因此，他们的基因和骨架必然共同。从哲学理论上来看，只有中国哲学和医学是最好解决人种起源问题的学说，人种即的不同起源，完全解答了人种的现象与本质，内因与外因的关系，确定了人类人种起源于不同的地区，肯定了内因的主导作用，肯定了人种的多样性存在。说明了人类有着共同的母亲——大地，却有着不同的父亲——气候。因而，人种有着共同的形体，却有着不同的特征。

大河文明主要靠天吃饭，以土地为生，对土地和水源的重视甚于金银。因为农作物生长期长的原因，一年中只有一次或几次收获时，才能获得收益，所以一般忍耐力较强，比较稳定、封闭、保守，追求安定，不喜欢冒险，对外交流少，一般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经常占有整个流域，农民对土地依附性较大，导致对统治者依附性较大，一般都是中央集权，文明比较稳定持久（或者说发展缓慢）。 以腓尼基、希腊为代表的海洋文明，则主要依靠对外贸易、加工制作，来钱快，对土地的依赖较小，对交通航运依赖较大，对外交流多，一般比较外向、活跃，喜欢冒险，不太稳定，一般幅员不大，人口不太多，仅满足占领贸易据点，常常是小国寡民，但往往巨富。一般商人依附性不大，不易形成中央集权，常常是贵族寡头统治（平民共和也不多见），文明活跃但不稳定，发展快速，易变，但缺乏持续性。 罗马文明尽管吸收了希腊文明的精华，但它并不是典型的海洋文明，而是海洋与大河文明的混合体，兼有二者特点。

一、研究神话的意义(袁珂)

至于说到为什么要研究神话，我想举出下面的几点理由，来作为说明。

首先，神话是人类社会童年时期的产物，一个大人固然不能再变成一个小孩子，可是一个小孩子的天真烂漫毕竟也还是令人高兴的。从神话里，我们可以看到古代劳动人民的思想观念是怎样的：他们怎样设想世界的构成，怎样歌颂人民的英雄，怎样想望生活过得更美好，怎样赞美劳动和斗争……等等。研究神话，可以使我们更加懂得应该热爱生活和热爱人民。

其次，因为神话本身就是富于兴趣，它对于文学艺术有很大的影响，文学艺术靠了它才更加显得美丽而年青。例如我们所熟知的希腊古代精美绝伦的雕刻，就几乎全和神话有关。再如中国殷周时代的鼎彝，多用饕餮、夔、夔龙、夔凤、蛟、螭……等奇禽异兽的铸像作为装饰，就很富于神话意味；大诗人屈原著的离骚、天问、九歌……等，也都取材于神话，藉此以抒写其对当时楚国昏庸腐败的政治的悲愤。他如埃及壁画，印度史诗，都具有神话的因素：这都说明神话对文学艺术是起着丰美的作用的，研究神话，可以使我们对古代优美的文学艺术遗产有更深刻的认识。

再其次，神话虽然不是历史，但却可能是历史的影子，“是历史上突出的片段的纪录”(翦伯赞《中国史纲》)。要把神话中的人物都当作是一个个实有的古先帝王看，固然是荒谬绝伦，可是一概抹杀神话事迹所暗示的历史内容，也不妥当。例如黄帝和蚩尤的战争，当暗示蒙古高原系人种和南太平洋系人种在中原的接触；昆仑山和西王母的故事，当暗示“诸夏”之族和“诸羌”之族的文化交流(同上书)。所以我们研究神话，也能从神话的暗示中寻出历史的真相。

末了，我们还应该注意到：神话又是民族性的反映，各国的神话都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出了各国民族的特性。中国的神话，自然也在好些地方反映出了中华民族的特性。从我国保留下来的古代神话的片段如“夸父逐日”“女娲补天”“精卫填海”“鲧禹治水”等所记述的事迹看，我们的民族，无用自愧地说，诚然是一个博大坚忍，自强不息，富于希望的民族，神话里祖先们伟大的立人立己的精神，实在是值得作为后代子孙的我们很好地去学习，去发扬的。研究神话，就能了解民族性的根源，这对于我们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当然也还是有帮助的。

(摘自《中国神话·导言》，中华书局1981年版)

二、从古猿到人的过渡

古人类学家认为在距今七八百万年以前，人类和类人猿的共同祖先——古猿才开始向不同的方向进化，这个过程是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进行的。

在新生代的第三纪新生代的第三纪是指距今七千万年到二三百万年前的地质年代。②新生代的第四纪是指距今

二三百万年前之后的地质年代。，世界范围的造山运动很活跃，相继出现了喜马拉雅山、阿尔卑斯山等，在东非还出现了长达8 000公里的断裂谷。由于这样大规模的地壳运动，致使世界气候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特别是到了新生代的第四纪②，气候变化加剧，出现了一系列的冰川期。在地形和气候巨大变化的影响下，原先一些连绵不断的森林逐渐变得稀疏，林中空地不断扩大，最终被稀树草原所取代。这时，生活在这里的一些古猿逐渐由树栖生活转到地面上生活，最终进化成人类；而留在森林中的那部分古猿则进化成了类人猿。

人类的祖先来到空旷的地面上生活后，逐渐能够使用树枝和石块等来防御猛兽，或挖掘根茎等来食用。在这个过程中，古猿逐步由四肢行走转变为两足直立行走。这一转变不仅增强了人类祖先的生存能力，也使他们的身体结构发生了一系列适应性变化，如身体重心下移、下肢骨增长、骨盆变短增宽、脊柱从弓状变为S形等。此外，两足直立行走还使人类祖先的前肢从用来行走和支持身体中解放出来，为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为脑的进一步发展和增大创造了条件。两足直立行走的重要意义，使人类学家把是否具备这一条件作为人和猿分界的重要标准。

人类的祖先在使用天然工具的过程中，逐渐学会了制造工具。早期人类制造的工具都是石器。这些石器常常与动物的遗骸和人为弄碎的骨头一起被发现，由此古人类学家推断，石器的出现与早期人类的狩猎和肉食行为密切相关。

在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的过程中，人类祖先的大脑越来越发达，并逐渐产生了语言，形成了人类社会。

三、人类的发展

到目前为止，世界各地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大多残缺不全，往往只有零碎的头骨、颌骨、牙齿和股骨，而且化石的最早年代也不过在四百多万年前。尽管如此，经过古人类学家的努力，已经弄清了人类进化的大致过程。这个过程通常分为四个阶段：南方古猿、能人、直立人和智人。

南方古猿

1924年，在南非的汤恩发现了一个古猿幼儿的头骨化石，鉴定后定名为南方古猿。随后，古人类学家在非洲，特别是在断裂谷的东部，发现了数以百计的南方古猿化石。通过对这些化石的研究得知，南方古猿生活在距今420万～100万年前，能直立行走，是最早阶段的原始人类。除直立行走以外，南方古猿的其他性状大都像猿，如他们的脑容量很小，在450～530 mL之间，与现代类人猿的脑容量(平均为415 mL)差不多。

能人

自1960年起，古人类学家在非洲陆续发现了与南方古猿特征相近的古人类化石，定名为能人。能人生活在距今200万～175万年前。与南方古猿相比，他们的颅骨壁变薄，脑容量增大，平均为680 mL左右。与能人化石同时发现的还有石器，这说明能人已经能够制造工具了。

直立人

直立人生活在距今200万～20万年以前，他们的化石在亚洲、非洲、欧洲的许多地区都有发现，较著名的有印度尼西亚的爪哇直立人(简称爪哇人)和北京周口店的北京直立人(简称北京人)等。其中，以北京人的化石材料最丰富，研究得最全面。

北京人的脑容量明显增大，成人的平均脑容量多达1 088 mL，四肢骨在长度、形状等方面与现代人的基本相同，这表明他们直立行走的姿态与现代人相同，并且上、下肢已经有了明显的分工。但是，北京人仍有很多原始性状，如前额后倾、眉嵴粗壮、下颌骨无颏等(正因为直立人有许多类似猿的性状，所以他们也被称为猿人)。

在北京人的遗址中，发现有大量的石器，这些石器功能各异、加工精细，证明直立人制造工具的能力比能人大大提高了。除此之外，在他们住过的山洞里还发现了很厚的灰烬层，里面有烧过的骨头、石块和朴树籽等，这说明北京人已经会用火了。火不仅可以用来取暖和驱赶野兽，还可以用来烧熟食物，使食物容易被消化和吸收，这促进了人类祖先体质的发展，特别是为脑的发育提供了丰富的营养。

智人

智人包括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生活在距今20万～1万年前，比直立人更接近现代人。他们不仅完全直立，而且脑容量已经达到了现代人的大小(平均为1 360 mL)，这标志着他们的智力发展到了更高水平。因此，古人类学家把他们与现代人归为同一个种，即智人种。

早期的智人生活在距今20万～5万年前，如德国的尼安德特人(简称尼人)、我国广东的马坝人，以及山西的丁村人等。这个时期的智人还带有一些原始性状，拿尼人来说，眉嵴仍比较粗壮，并且头盖骨向后倾斜，颌骨向前突出。但是，他们制造的工具比直立人制造的更为先进，除石器外还有骨器。从生活遗迹来看，他们不仅会使用天然火，而且会人工取火。

晚期的智人出现在距今5万～1万年前，他们的化石在各个大陆都有发现，如法国的克罗马农人、我国的山顶洞人等。这个时期的智人与现代人十分接近。例如，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发现的山顶洞人，不仅脑颅增大，下颏明显，而且还具有黄种人的一些特征。晚期智人不仅能制造精细的石器和骨器，还会制造长矛、标枪，用以狩猎、捕鱼。他们的狩猎能力也大为提高，会利用地形和设置陷阱来捕捉大的野兽。此外，他们会用大兽皮等修建简单的房屋，用骨针缝制衣物，还创造出了原始的艺术。在他们住过的地方，常常能够发现绘画、雕刻和装饰品，绘画的内容多与狩猎活动有关。在这个时期，不同的人种已经开始分化和形成，并逐步分布到世界各地。

南方古猿、能人、直立人和智人在体质特征和文化遗物上都有明显的差异，充分反映出人类进化的四个阶段。目前，这种划分方法已得到大多数古人类学家的认可。

四、人类起源的新说法

(一)海猿说

1960年，英国的人类学家阿利斯特·哈代提出：化石空白期人类的祖先不是生活在陆地上，而是生活在海洋中。也就是说，人类进化史中，存在着几百万年的水生海猿阶段。哈代提出：地质史表明，800万～400万年前，在非洲的东部和北部曾有大片地区被海水淹没，迫使部分古猿下海生活，进化为海猿。几百万年后，海水退却，已适应水中生活的海猿重返陆地。它们是人类的祖先。

海猿说指出：人的许多生理特征在别的陆生灵长类动物身上都没有，而在海豹、海豚等水生哺乳动物身上却存在。

其证据是：(1)所有的灵长类动物身体体表都长有浓密的皮毛，惟有人和水兽一样，皮肤裸露光滑，没有体毛。(2)灵长类动物都没有皮下脂肪，而人类却有皮下脂肪，这一点，明显不同于别的灵长类动物，而与水兽相似。(3)人类泪腺分泌泪液以及排出盐分的生理现象，也是水兽所具有的特征。这在灵长类动物中是绝无仅有的。(4)人类所具有的性行为以及出汗等生理现象，也是灵长类所没有而与水中生物相似。(5)人类在控制体内盐分平衡的生理机制上同陆生哺乳动物大相径庭，而与海兽极其相似。(6)人在潜水时，体内会产生一种称为“潜水反应”的现象：肌肉收缩，全身动脉血管血流量减少，呼吸暂停，心跳也变得缓慢。此时，饱含氧气的血液不再输入到皮肤组织、骨肌和其他器官，而全部集中到维持生命最重要的机体中心大脑和心脏，使它们的细胞得以在几十分钟的时间内不致死亡。这种现象与海豹等水生动物的潜水反应十分相似。(7)妇女在水中分娩没有痛苦，而婴儿喜欢水，并有游泳的本能，这都说明人类与水的关系非同寻常。

海猿说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但也有一些科学家提出不同的看法。(1)古猿在下海的400万年里，获得了一些适合于水中生活的海洋生物特征，重返陆地后，为了适应陆地生活，也应该丢掉这些适合于海水生活而不适合于陆地生活的特证，如人类不能对体内所需食盐进行精确控制等，为什么在返回大陆的几百万年的进化过程中没有丢失?(2)400万年的化石缺环，海猿说仍没有很好的解释。在海洋生活就没有化石可找了吗?我们现在不也发现大量的海中生物化石吗?(3)根据分子人类学研究所得的结论，人和猿开始分化的时间是距今500万～400万年前，这一点也不支持海猿说。

(二)海陆双祖先复合说

人类有两个祖先，一个是古猿，一个是海洋生物。这段400万年化石空白较为合理的解释是古猿与海洋生物发生了基因重组。于400万年前产生了南方古猿，组合产生新种所需的时间很短，短到相对于地质时间可以忽略不计，甚至可以在十几代到几代的时间便可形成新种，从而可以说过渡阶段的化石是没有的。这样既可以说明化石空白，也可以说明人类为什么具有一些海洋生物的特性。至于是哪一种海洋生物，还没有说明。

(三)外星人说

最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科学家马莱斯认为：大约65万年前，一些外星人来到地球，他们具有高度的智慧和科技知识，发现了地球环境很适应他们居住，但却不堪忍受地心引力，于是这些外星人不得不放弃地球生活，并决定在地球上创造出一种新的适宜于地球生活的人种，同时又使他们能在地球上延续。他们选择了地球上精力旺盛、智力较高的雌性猿人作为对象，设法使他们受孕。这便产生了我们人类的祖先。

马莱斯的见解确能惊世骇俗，他举出的证据是他对不久前在圣地亚哥发现的一具5万年前的头盖骨的研究。他认为，那具头盖骨所代表的人种智力已远超过今天人类的几千倍。从而推测“他”就是古时来地球的外星人之一。他还指出另一个可能是外星人与地球猿人结合的证据，那就是安第斯山顶绝壁上人所共知的巨型图案。马莱斯说，那极有可能就是外星人与地球猿结合的真实描绘。

如果地球人真的起源于外星人，那么发现于30万年前、40万年前乃至100万～200万年前的古人类化石又当如何解释?

无论是“海猿说”，“海陆双祖先复合说”，还是“外星人说”，都在有力地向传统的“从猿到人”的进化学说发出挑战。但要形成公认的科学结论，还证据不足。科学的发展，研究在深入，人类将用自己的智慧，来解开自身的谜团。

五、关于未来人

(一)新人类——宇宙人乘风而来

在科幻影片中，明天的人类尽管生活在星际空间，但他们的体貌结构仍和我们相似。他们双脚着地，在宇宙飞船中走来走去，日常生活和他们的“祖先”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