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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经》中赋、比、兴艺术表现手法浅析（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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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诗经》是我国古代最早的诗歌总集，总体上由风、雅、颂三部分组成。他主要反映了人民大众苦于剥削和压迫、苦于战争和徭役；反映劳动、婚姻、生活、以及讽刺统治阶级的荒淫无耻等。 赋、比、兴是《诗经》独特的三种艺术表现手法，在《诗经》的许多篇章中都能够灵活自如地运用，同时赋、比、兴也体现了《诗经》的诗歌艺术，对构造诗歌意泉、创造诗歌意境、表达诗人情感起到很大作用。

　　赋 、 比、兴是《诗经》的三种艺术表现手法，而且是《诗经》中独特的表现手法，对于后世的影响颇大。最早提到 “ 赋、比、兴 ” 的是《周礼-春官》： “ 太师教六诗，日风、日赋、日比、曰兴、日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 ” 这里的 “ 六诗 ” 指的是以音律配合的六类乐歌。汉代《毛诗序》将 “ 六诗 ” 改称 “ 六义 ” 。后人将 “ 赋、比、兴 ” 视为《诗经》的三种典型的表现方法 *1 。

　　一、 《诗经》中赋比兴的概念及其演变。

　　“赋”、“比”、“兴”是《诗经》中常用的手法：

　　（一） 、 “赋”的表现手法 ： 赋的本义是贡赋 ，“ 赋为土地所生以供天子 ” 。诸侯向天子献上贡赋之时必须开具清单，面面俱到，清楚明了，以供天子接受时按清单点收。贡赋的物品都是祭祀所用，必须一一铺陈，排列于神位之前。后来，这种物质的排列逐渐转化成语言文字的排列。从此， “ 赋 ” 成为一种语言文字的表达方式，以 “ 直接铺陈 ” 的方式把人和事、情志和外物完整地表述出来。郑玄注《周礼-春官-大师》之 “ 六诗 ” 是将 “ 赋 ” 解释为 “ 铺 ” ， “ 直铺陈 ” 。唐代学者孔颖达在疏解《毛诗》大序时认为 “ 赋则直陈其事 ” ， “ 诗文直陈其事，不譬喻者，皆赋辞也 ” 。

　　（二） 、 “比”的表现手法：“比”，就是比喻，比拟，借代，夸张等，不是单纯的比喻，包括的面较宽，这就 如 朱熹所说的“以彼物比此物也”。

　　“桑之未落，其叶沃若” ——以桑叶之润泽有光，比喻女子的容颜亮丽。另一说，用桑叶茂盛比喻男子对女方恩爱之浓。

　　“桑之落矣，其黄而陨” ——以桑叶的枯黄飘落，比喻女子的憔悴和被弃。从桑叶青春到桑叶黄落 , 不仅显示了女子年龄的由盛而衰 , 而且暗示了时光的推移 . 另一说 , 比喻男子情意的衰落。

　　“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 ——桑葚是甜的，鸠多食则易致醉：比喻爱情是美好的，人多迷恋则易上当受骗。男人沉溺于爱情犹可解脱，女子一旦堕入爱河，则无法挣离。这是多么沉痛的语言 ! *2

　　（三） 、 “兴”的表现手法：“兴”就是朱熹所说的“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 。“兴”的意思是“起”，是托物寓情，是寄托，是联想，其作用是含蓄、蕴藉，是言有尽而意无穷。有些情感如果直言表达，容易穷尽。把情感寄寓在形象之中，让读者不知不觉地从形象中受到感染，产生意味无穷的效果。

　　比如，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如果舍去景物，不过是说“去时是春天，回来是冬天”，还有什么意味呢 ? *3

　　二、 赋比兴在《诗经》中的运用及其类型

　　〈一〉、 “赋”即“铺” ，是陈述铺叙的意思。 《氓》是《诗经》中一首带有叙事性质的抒情长诗。作品通过一位被损害、被遗弃的妇女的自述，描写了她不幸的婚姻生活，反映了在封建社会夫妇间所常见的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的事件。诗中女主人公无可告示、无处申诉的哀苦、难言的悔恨和决绝的心志，至今读来仍使我们深为感动。全诗共分六章，每章十句，全部以女主人公自叙的口吻写成。

　　第一、二章是女子追忆当年恋爱、结婚的经过。诗歌开篇便推出一位男子的形象， “ 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 ” 。 “ 氓 ” 是对一般男子的称呼，诗中 “ 抱布贸丝 ” 的氓，看来是一位做贩丝生意的小商人。 “ 蚩蚩 ” 可解作 “ 敦厚之貌 ” (《毛传》)或 “ 殷厚之貌 ” (《后汉书·崔骃传》) *4 。需要说明的是，现今一些注释认为 “ 氓 ” 是对诗中男子的鄙称(顾栋高说)；改 “ 蚩蚩 ” 为 “ 嗤嗤 ” ，释作戏笑之貌(马瑞辰说)，译成嬉皮笑脸。这样解释我以为略有不妥： “ 氓 ” 来向女子求婚，他当时的容貌并没有给对方造成轻浮、谄媚的印象，而正相反，他略带痴憨的外表却取得了女子的信任。女主人公在回忆初恋情景时没有否认这一点，这在下文也可以进一步证明。 “ 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 ” 。在相送的路上，女子应允了 “ 氓 ” 的求婚，并且约定了婚期。从她宽慰男子的话语中，可以推知 “ 氓 ” 曾急切地要求立即成婚，以至一度愠怒，而女子轻信了他的 “ 热情 ” 。 “ 乘彼垝垣，以望复关。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 ” 诗句所表现的处在热恋中的女子的心情是显而易见的，女主人公每每痴情地登上围墙，伫立远望，她焦灼不安地盼望着与男子见面，等待着婚期的到来。此处的 “ 复关 ” ，犹言重关 *5 ，当指 “ 氓 ” 所居住的地方，这里诗句以地名代指人。 “ 氓 ” 终于来了，女子欢天喜地地迎接他， “ 尔卜尔筮，体无咎言。以尔车来，以我贿迁 ” 。既然卜龟算卦都是吉兆，女子就带着她的财物，坐上男子的车和他一起去了。

　　朱熹称此两章： “ 赋也 ” ，即 “ 敷陈其事而直言之 ” 。诗人是采用了直接铺陈的叙事手法，而同时我们又在女主人公的叙说中明显地感到她深深的懊悔之情，她懊悔自己的沉溺于爱情，懊悔婚事的简单而仓促。第三、四章转为抒情，她以追悔的口吻发出悲伤的感叹。

　　“ 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于嗟鸠兮，无食桑葚! ” 女主人公以桑树的繁茂，比喻男女未成婚时情意的浓厚，以斑鸠贪食桑葚比喻自己的自陷情网。她在婚后不幸的境遇中，痛切地感到男女在爱情生活上的不平等，她向广大的姐妹们发出呼喊，告诫她们千万不要重蹈自己的覆辙： “ 于嗟女兮，无与士耽 ！ 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 ！” 第四章首句仍以桑树作比， “ 桑之落矣，其黄而陨 ” ，女子以桑树的日渐凋零比喻夫妻情意的淡漠。 “ 自我徂尔，三岁食贫。淇水汤汤，渐车帷裳。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 ” 婚后多年的生活是贫困的，但女子并未因贫穷而有丝毫动摇和改变，对于男子的 “ 贰其行 ” ，她禁不住大声斥责： “ 士也罔极，二三其德! ” 诗句中的 “ 三岁 ” ，泛指多年，并非实数。 “ 淇水汤汤，渐车帷裳 ” 历来有两种解释：《毛诗正义》据郑笺释为 “ 言己虽知汝贫，犹尚冒此深水渐车之难而来，明己专心于汝 ” ；另一说认为此指女子被休弃后渡淇水而归的情形。根据前后诗句语气的连贯，我们以为用第一说较为妥当，女子自诉婚后的贫苦生活，想到当初毅然渡淇水而来，至今自己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男子的事，而他却三心二意，因此好不怨恨。至于女子是否已被休弃归家，这只能是推测。

　　三、四两章中，无论是女主人公从切身的沉痛教训中发出的带有哲理的慨叹，还是她对丈夫的怨恨和斥责，都充分地反映出封建社会中妇女所处的卑下地位和普遍遭受到的不平等境遇。

　　“ 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 ” 。第五章开头四句简要地概括了她多年来的劳苦生活，她任劳任怨地承受着家庭给予她的重担。可是丈夫不但不体谅她，反而 “ 言既遂矣，至于暴矣 ” ，成家立业、占有女人的目的都达到了，他就开始粗暴地虐待她。回娘家只有遭到弟兄们的嘲笑。女子 “ 静言思之，躬自悼矣 ” 。最后一章女主人公在无法排解的悲伤中表示了自己决绝的态度。 “ 及尔偕老，老使我怨，淇则有岸，隰则有泮。总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 许多注本据 “ 总角之宴，言笑晏晏 ” 一句推想这女子未成年时即与 “ 氓 ” 相识，但这毕竟是猜测。这几句我们认为亦可这样意译： “ 淇水有岸，隰也有畔，小孩子在一起玩，说说笑笑自然谁也不计较，堂堂男子发誓赌咒，想不到竟说了不算!他那些背信弃义的事我再也不想了，就这样算了吧! ”

　　全诗为我们展示了两个鲜明的人物形象。一个是卑鄙的男子 “ 氓 ” 的形象。虽然这个小商人看起来很老实，但实际上却是个无感情、无信义、自私自利的坏家伙。他以虚假的热情欺骗了淳朴的少女，用谎誓空咒赢得了女子的信任，女人对他来说是劳动力和满足私欲的工具，一旦骗取到手，便露出了卑劣、凶暴的本相。诗中的女主人公是一位善良、热情的劳动妇女的形象。她勤劳、淳朴、不畏贫苦，与 “ 氓 ” 结婚后，真诚地把幸福的希望寄托在 “ 氓 ” 身上。然而婚后丈夫对她日甚一日的暴虐和欺侮，使她 “ 及尔偕老 ” 的愿望完全破灭了，她由忍耐、不平而转为怨恨，终于发出痛楚的呼喊。诗中表露的她的怨恨更多于悲伤。使我们看到封建社会中妇女所受的压迫和欺凌 。

　　在《诗经》中可视为《氓》的 “ 姊妹篇 ” 的是《邶风·谷风》。《谷风》的女主人公也是一位被遗弃的女子，不同的是她对喜新厌旧、已经另娶新人的男子仍抱以极大的希望。她对亲手操持起来的家怀有深厚的感情，当想到自己在这个家中已无一席之地时，她痛苦万状。 “ 黾勉同心，不宜有怒 ” ， “ 德音莫违，及尔偕死 ” ，她悲戚的哭诉和哀求与《氓》的女主人公相比显然是过于凄怆而柔弱了。自然，无论是怨恨还是希求，对于强横的夫权加在她们身上的重压说来，她们都是永远备受蹂躏的弱者。

　　千百年来，《氓》的诗意一直受到严重歪曲。《诗序》曰： “ 氓，刺时也。宣公之时，礼义消亡，淫风大行，男女无别，遂相奔诱。华落色衰，复相弃背。或乃困而自悔，丧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风焉。美反正，刺淫佚也。 ” 卫宣公确是个荒淫无耻的国君(可参看《左传》桓公十六年的记载)，但是当时民风如何，《氓》是否为此时之作，完全是汉人的臆断。为维护封建婚姻礼制，历代牵强附会之说甚多。《诗集传》斥诗中女子为 “ 淫妇 ” ： “ 此淫妇为人所弃，而自叙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也。 ” 把有伤风化的种种根源归罪于妇女的淫乱，这也是封建统治者惯用的做法。

　　在艺术表现手法方面，《氓》亦有着突出的特点，为后代诗歌创作提供了借鉴。全诗是以女主人公自述的形式写成的，诗人成功地运用了边叙事边抒情的手法，在叙事中抒情，又在感情的抒发中将人物的身世、遭遇徐徐道出，两者有机地融合，对于充分表现弃妇又怨又恨、又要完全忘却，又无法摆脱的复杂、矛盾的心理是再恰当不过了。这一手法不仅为后代许多类似题材的诗歌创作所继承，并对我国叙事诗歌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 “赋”和“比”都是一切诗歌中最基本的表现手法，而“兴”则是《诗经》乃至中国诗歌中比较独特的手法。“兴”字的本义是“起”。《诗经》中的“兴”，用朱熹的解释，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之内容作铺垫。它往往用于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大约最原始的“兴”，只是一种发端，同下文并无意义上的关系，表现出思绪无端地飘移联想。就像秦风的《晨风》，开头 “鴥彼晨风，郁彼北林”， 与下文 “未见君子，忧心钦钦” 云云，很难发现彼此间的意义联系。虽然就这实例而言，也有可能是因时代悬隔才不可理解，但这种情况一定是存在的。就是在现代的歌谣中，仍可看到这样的“兴”。进一步，“兴”又兼有了比喻、象征、烘托等较有实在意义的用法。但正因为“兴”原本是思绪无端地飘移和联想而产生的，所以即使有了比较实在的意义，也不是那么固定僵板，而是虚灵微妙的。如《关雎》开头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6， 原是诗人借眼前景物以兴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但关雎和鸣，也可以比喻男女求偶，或男女间的和谐恩爱，只是它的喻意不那么明白确定。又如《桃夭》一诗，开头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写出了春天桃花开放时的美丽氛围，可以说是写实之笔，但也可以理解为对新娘美貌的暗喻，又可说这是在烘托结婚时的热烈气氛。由于“兴”是这样一种微妙的、可以自由运用的手法，后代喜欢诗歌的含蓄委婉韵致的诗人，对此也就特别有兴趣，各自逞技弄巧，翻陈出新，不一而足，构成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特殊味道。

　　〈三〉、 作为中国第一部诗集，《诗经》以其丰富的生活内容、广泛的创作题材，向我们展示了殷商社会乃至包含着远古社会的历史风貌。从《诗经》的祭祖诗中，我们看到了殷周祖先创业建国的英雄业绩；从农事诗中，看到了在农业生产中辛勤地劳作地农奴；从战争徭役诗中，看到了仆仆风尘的役夫征人；从卿士大夫政治美刺诗中，看到那些关心国家时政的优秀人物；从婚姻爱情诗中，看到了周人的婚姻习俗；从其他诗篇中，我们也看到周代社会各种各样的民俗风情，等等。可以这样说，《诗经》中的305篇作品，交织成一幅多层次的、多角度的，从多个方面展现殷周社会历史的立体画卷。它的每篇作品，都潜含着无数的可以发扬的文化内容。它是中国上古文化一部形象化的历史，从远古到周代社会的文化积淀。因此对于《诗经》 的艺术手法 ，我们不仅仅需要从题材上的大体分类中去认识其伟大，而且更需要从整体上去把握这部作品中所包孕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从 类型 这方面讲，它的意义也是无限的 。

　　首先 、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士情蕴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民族。据考古发掘，早在一万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初期便已开始了农业种植活动。在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左右存在的仰韶文化，就 “ 是一种较发达的定居农耕文化遗存，主要栽培粟、黍 ” 。从出士的甲骨卜辞记载中可知，农业已经是商代社会的主要生产。卜辞中多次出现黍、禾、麦、稻等农作物名称，农业生产的好坏乃是殷民族最为关心的大事。从土质丰厚的黄土高原的富饶的渭河流域发祥的周民族，更是一个专事农业生产的农业民族。

　　《诗经》是具有浓重的乡土之情的艺术。且不说十五《国风》散发着浓郁的各地乡土的芬芳，即便是在《雅》、《颂》的抒情诗中，也莫不沉潜着植根于农业文化的深深情蕴。这不仅仅表现为周人对农事的关心，对农神的崇拜和农事诗的创作，而且表现为体现在《诗经》中大部分作品中的眷恋故土乃是各民族的共同心理。本来，从人类的普遍文化情感上讲，眷恋乡土乃是各民族的共同心理。一句话，财富被当作最高福利而受到赞美和崇敬，古代氏族制度被滥用来替暴力掠夺财富的行为辩护。

　　其次、 以为人 为 本的人文精神

　　人本来是文化的主宰，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都是人的创造，文学作品丰富的内容以人为中心得以表现，应该是世界各民族文学的基本表征。可是，在西方文学，尤其是古希腊文学传统中，人的生活却往往通过神的主宰来实现。在古希腊人眼中，上帝创造了人，神主掌握着人的命运。因此，人在世间的一切活动，都是一种神意的安排，古希腊文学中最伟大的作品，据说是盲诗人荷马创作的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修记》，是以歌咏氏族部落和过去历史事实为基础的。总之，把神看做人的主宰，认为上帝和众神永远控制着人类的生活与命运，并且以这种观念和情感进行艺术创作，是古代西方文学的重要特征。

　　第三、 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

　　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土情蕴，宗法制下浓重的伦理情味和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也必然形成《诗经》创作的现实主义态度。 “ 现实主义 ” 本是我们借用西方的名词，它最早在文学领域里的出现是在席勒的《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1794-1796年）这篇论文里。在这里，席勒是把 “ 现实主义 ” 与 “ 理想主义 ” 相对立提出的。作为一种现实主义创作潮流，它又特指产生于19世纪中叶，以暴露和批判资本主义为主要特色的面对现实的创作，又被人们称之为 “ 批判现实主义 ” 。作为一种创作方法，恩格斯曾概括其特点为 “ 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10 。而地它进行比较宽泛的理解，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者又泛指那些以描写现实主义为主的文学创作，由此他们认为《诗经·国风》里有许多优秀的现实主义诗篇。但我们这里借用 “ 现实主义 ” 这一名词来概括《诗经》的创作传统，并不仅仅止于《国风》的一些创作，而是从民族文化的传统出发，看整部《诗经》的创作者们如何立足于社会现实，用自己特殊的文化眼光去观察生活，描写生活，抒发情感和表现理想，并如何形成一种特殊的民族文学创作精神的。可以说在世界民族的文学中还没有哪一个民族的文学像《诗经》那样，早在2500多年之前就对人本身进行这样的肯定与歌颂，从这一点讲，《诗经》无愧为凝聚了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最伟大的艺术。

　　三、 赋比兴表现手法对后代诗歌创作的影响。

　　. 作为我国最古老的诗歌总集 《诗经》 ,已流传了二千五百年之久,它之所以能流传至今,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它具有不朽的艺术魅力,因而成为后代诗人学习、仿效的对象。 《诗经》 的许多作品真实而形象地反映了那个年代，开创了我国古代诗歌中的写实传统，堪称为周代社会的一面镜子。特别是其中的民歌作者，本身是从事农牧业生产的劳动者，他们“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 ，“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 。他们写自己的劳动和生活，表现自己思想愿望苦乐悲欢，这些触景生情、情由衷发的诗篇，都能如实描写，没有丝毫矫揉造作之态和粉饰雕琢之弊，形成了朴素、自然的艺术风格。 《诗经》 中的政治讽喻诗，敢于揭开内幕，指斥时弊，且能表达出作者鲜明的憎恶或误伤之情，从一个侧面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

　　形象地表现生活，是文学的共同要求。 《诗经》 的一些优秀篇章，大多能塑造出较为鲜明、生动的形象，把生活中人物的某些特点再现在作品中。如《邶风·静女》的“爱而不见，搔首踟蹰” ，《鄘风·柏舟》的“髡彼两髦，实维我仪” ，《齐风·东方未明》的“东方未明，颠倒衣裳” ，动态描写都十分逼真传神。《郑风·出其东门》的“缟衣綦巾，聊乐我员” ，都描写了主人公所爱对象的模样：前者写发式——两边垂着齐眉发；后者写衣饰——白色的上衣，淡绿色的头巾。这些外貌描写也具有形象性。至于 《诗经》 中的一些叙事诗，如《卫风·氓》、《邶风·谷风》中的主人公，更是具有初步的性格特征，为后来叙事性文学作品的形象塑造提供了一个起点。*2

　　《诗经》是我国文学的光辉开端 。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诗歌特别是抒情诗，在三千年以前就开始步入成熟的阶段。它的思想艺术成就，在文学史上有多方面的开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诗经》 以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容，精湛而杰出的艺术成就，把我国诗歌发展推向了第一个高峰，奠定了我国诗歌的优良传统，哺育了一代又一代诗人，我国诗歌艺术的民族特色由此肇端而形成。

　　（一） 、开创了抒情诗传统 和写实的创作道路 。

　　《诗经》中民歌和文人诗的优秀诗篇都来源于生活，来源于现实，推动后代作家把注意力投向现实，关心国家命运和民生疾苦，并把这些现实内容真实地用作品反映出来。屈原诗歌的兼善风雅、汉乐府的“缘事而发” 、建安诗歌的“风骨” 精神，直到杜甫的“裁伪体亲风雅” 白居易的“唯歌生民病” 都与 《诗经》 的写实精神一脉相承。

　　《诗经》虽 也 有少数叙事的史诗，但主要是抒情言志之作，《诗经》可以说主要是一部抒情诗集。从《诗经》开始，就显示出我国抒情诗特别发达的民族文学特色。从此以后，我国诗歌沿着《诗经》开辟的抒情言志的道路前进，抒情诗成为我国诗歌的主要形式。

　　（二） 、体现 “ 风雅 ” 精神，推动文学革新 。

　　《诗经》表现出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后人概括为 “ 风雅 ” 精神，直接影响了后世诗人的创作。《离骚》中忧愤深广的作品，兼具了国风、 “ 二雅 ” 的传统。汉乐府诗缘事而发的特点，建安诗人的慷慨之音，都是这种精神的直接继承。

　　同时，后世诗人往往倡导“风雅”精神，来进行文学革新。陈子昂的诗歌革新主张，就是要以“风雅”广泛深刻的现实性和严肃崇高的思想性，以及质朴自然、刚健明朗的创作风格，来矫正诗坛长期流行的颓靡风气。

　　（三） 、比兴的艺术手法垂范后世 。

　　如果说，“风雅”在思想内容上被后世诗人立为准则，比兴则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为后代作家提供了学习的典范。《诗经》所创立的比兴手法，经过后世发展，成了我国古代诗歌独有的民族文化传统。而大量存在的兼有比义的兴，更为后代诗人所广泛继承，比兴就成了一个固定的词，用来指诗歌的形象思维，或有所寄托的艺术表现形式。后代的民歌明显地继承了《诗经》起兴手法。屈原在《楚辞》中，更是极大地发展了《诗经》比兴寄托的表现手法。

　　（四） 、《诗经》对我国后世诗歌体裁结构、语言艺术等方面，也有深广的影响 。曹操、嵇康、陶渊明等人的四言诗创作直接继承《诗经》的四言句式。 如，《短歌行》就是一篇历来脍炙人口的不朽诗篇。*11

　　总而言之， 《诗经》是中国上古文化的诗的总结和艺术的升华，它生成于中华民族丰厚的文化土壤，具有极为丰厚的文化内容。这使它在中国历史上影响远远超出了诗的界域，关于它的文化意蕴的开掘也将是无限的。 晚近时期的学者，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排除汉、宋门户之见，进一步从文学、史学、社会学等角度阐发诗义，特别是本世纪以来，许多学者运用近代科学方法，将《诗经》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诗经》 的影响还越出了中国的国界，如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很早就传入了汉文版的 《诗经》 ；从十八世纪开始，又出现了法文、德文、英文、俄文等 《诗经》 的全译或选译本，成为世界人民的精神财富。

　　参考文献 ：

　　1、 马积高 《中国古代文学史》（上） 湖南文艺出版社

　　2、 周秉钧 《在代汉语纲要》湖南教育出版社

　　3、 游国恩、王起等主编《中国文学史》（修订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4、 郭锡良，唐作藩等主编《古代汉语》（修订本）下，2006年，商务印书馆

　　5、 黄志浩著《古代诗词的创作与鉴赏》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6、 《中国大百科全书》，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1988年4月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 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7、 古代汉语教研室编著《古代汉语》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8、 如以群主编《文学的基本原理》1983年版235页，游国恩等人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一册1963年版，

　　8、 于非主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上，高等教育出版社

　　9、 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上海古籍出版社

　　注释：

　　1、 选自 马积高《中国古代文学史》（上） 第4 2 页

　　2、 选自 郭锡良等主编《古代汉语》（修订本）下， 第 913 页

　　3、 选自 郭锡良等主编《古代汉语》（修订本）下 《诗经·小雅·采薇》 ， 第 927 页

　　4、 选自 李樗、黄椿：《毛诗集解》，〈〈四库全书〉〉本，卷一

　　5、 选自 王先谦 著 《诗三家义集疏》 中华书局出版社， 第 103 页

　　6、 选自 于非主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上， 第 4 页

　　7、 选自 李山著《诗经的文化精神》，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157页

　　8、 选自 郭锡良等主编《古代汉语》（修订本）下， 第 935 页

　　9、 古代汉语教研室编著《古代汉语》下， 第 770 页

　　10、 选自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4页。

　　11、 选自 马积高，《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第276页）